文/华彩咨询 白万纲

前言

2025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提出七点重要重要指示：

一是锚定战略使命，立足服务国家大局、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民生保障，彰显国企政治属性与战略价值；

二是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严控无关多元扩张，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是深耕实体经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根基；

四是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破除深层次机制顽疾，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五是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国资安全、产业安全、经营安全底线；

六是完善国资监管体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权力运行；

七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026年6月23日，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标志着2026—2029年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全面启动。

张国清副总理在会议上提出的七个要核心要求。把《进一步深化国资国资的改革的方案（2026-2029）》发布以来，所推动的国资国企界的改革浪潮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也给此轮改革加上了更精准的锚向，更充沛的动能，更清晰的边界，更直面的选择。

第一部分、十八大以来国资国企改革回溯与阶段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资国企改革告别了碎片化、试点式的局部探索，迈入顶层系统化设计、阶梯式迭代推进、深层次精准攻坚的全新历史阶段。

十年改革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形成了制度筑基—机制落地—功能提级—系统重塑的清晰演进路径，先后历经政策体系搭建期、试点攻坚期、三年行动全面落地期、深化提升攻坚期，最终迈入2026—2029年功能重塑、价值跃迁的全新改革周期。

系统回溯各阶段改革背景、核心任务、建设成效与遗留短板，是精准理解本轮七个要改革部署、把握国企改革新逻辑的核心前提。

一、第一阶段（2013—2019年）：顶层设计筑基，搭建1+N改革制度框架

1、核心政策与顶层部署

2015年是新时代国企改革的里程碑节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作为国企改革的总纲领、总遵循，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此后，配套出台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监管、薪酬改革、党建融入治理、剥离办社会职能等数十项专项配套文件，形成了系统完备的1+N政策体系，为后续所有改革工作划定制度边界、明确改革方向。

此阶段同步启动多项专项试点工程，包括国企改革十项试点、混改试点、双百行动、科改示范行动等，聚焦基层企业、创新型企业开展差异化改革探索，积累市场化改革、科技创新激励、混改落地的实操经验，为后续全面推广改革举措奠定实践基础。

同时，全面推进国企三供一业剥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厂办大集体改革等办社会职能剥离工作，彻底卸下国企历史包袱，让国企回归市场主体本源。

2、阶段改革成效

1）制度体系全面成型，终结了国企改革长期缺乏统一顶层设计的局面，各类改革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2）历史包袱基本出清，国企办社会、政企不分、社企不分的传统顽疾得到系统性解决，企业市场化运营基础初步建立；

3）试点改革多点突破，混改、市场化用工、薪酬激励、法人治理等改革举措在试点企业落地见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模式；

4）国资监管初步转型，逐步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监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

3、阶段核心短板

此阶段改革以建制度、卸包袱、探路径为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局限：

1）改革以试点探索为主，覆盖面有限，大量基层国企改革滞后，改革红利未能全面释放；

2）制度落地重文本、轻实效，多数企业完成党建入章程、董事会搭建等程序性工作，但治理机制形似神不似；

3）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缓慢，国企活力不足的问题未根本解决；

4）改革侧重体制修补，未聚焦国企核心功能、战略使命，服务国家大局的定位不够清晰。

二、第二阶段（2020—2022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全面落地、全域攻坚

2020年启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2020—2022年），是新时代国企改革的首次全域性、清单化、台账式攻坚，标志着国企改革从试点探索、制度搭建迈入全面落地、纵深推进的新阶段。

此阶段核心定位是制度落地、机制破局、活力释放，核心目标是把1+N政策体系从纸面制度转化为企业实操机制，彻底打通改革落地最后一公里。

1、核心改革任务

三年行动聚焦六大核心攻坚方向：

1）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完成公司制改制、党建入章程、董事会应建尽建、党委前置研究清单落地，厘清党委、董事会、经理层权责边界；

2）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全面推开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推进市场化用工、差异化薪酬分配，打破国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

3）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清理退出低效无效资产、非主业非优势业务，推动国有资本初步向核心主业集聚；

4）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聚焦主业优质企业开展混改，引入社会资本、优化股权结构、提升市场化运作水平；

5）健全国资监管体系，强化合规管理、风险防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6）强化国企党建与改革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改革落地。

2、阶段改革成效

三年行动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性成效，基本完成国企市场化制度的全覆盖搭建：

1）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成型，全国国企公司制改制圆满收官，董事会建设、党建融入治理实现全域覆盖，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彻底确立；

2）市场化经营机制全面激活，经理层契约化管理覆盖超8万户企业、22万管理人员，三项制度改革从央企延伸至二三级子企业，干部员工市场化流动机制初步建立；

3）布局结构持续优化，大批低效无效资产、非主业业务出清，国企主业集中度显著提升；

4）混改提质增效，分层分类推进混改，既守住国有资产安全底线，又有效引入市场活力、技术资源、管理经验；

5）国企经营质效稳步提升，央企营收、利润稳步增长，服务实体经济、稳定经济大盘的能力持续增强。

3、阶段核心短板

三年行动重在补短板、建机制、全覆盖，解决了改革有没有的问题，但尚未解决好不好、实不实的深层次问题：

1）改革存在纸面落地、形式达标现象，部分企业契约化管理、董事会履职、党建融入治理流于形式，形似神不至问题突出；

2）布局调整不够彻底，国有资本战线过长、高端不足、低端过剩的结构性矛盾未根本破解，无关多元、多层架构、过度负债等顽疾依然存在；

3）创新导向不够鲜明，改革侧重经营机制优化，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支撑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不畅；

4）考核体系适配性不足，一刀切考核依然普遍，战略使命、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等价值难以体现；

5）监管模式相对滞后，传统事后追责式监管难以适配国企多层级、多元化发展格局，风险隐匿、管控失效问题凸显。

三、第三阶段（2023—2025年）：深化提升行动，聚焦功能、提质赋能

2023年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3—2025年），是在三年行动制度全覆盖基础上的提质升级，核心定位是功能提级、能力塑造、价值跃升。

本轮改革彻底跳出单纯的机制改革、规模改革，首次将国企改革的核心重心从改机制、活经营转向强功能、提能力、担使命，紧扣新时代国家安全、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需求。

1、核心改革任务

深化提升行动明确区分功能使命类改革和体制机制类改革两大板块，统筹协同推进：

一方面，聚焦三大核心功能发力，强化国企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重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夯实能源资源与民生保障能力；

另一方面，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巩固三年行动改革成果，推动三项制度改革提质扩面、中长期激励落地见效、公司治理提质增效，完善市场化长效机制。

此阶段重点突出科技创新改革，加大国企研发投入力度，优化科技人才激励机制，探索科研容错机制，推动国企从要素驱动的规模增长向创新驱动的质量增长转型；同时，初步探索分层分类考核，对承担重大战略任务、科技创新任务的企业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弱化短期利润考核权重。

2、阶段改革成效

1）国企战略使命全面凸显，央企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新领域布局加速，战新产业年均投资增速超20%，初步形成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在卡脖子技术攻关、产业链稳链固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2）创新体系持续完善，国企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升，科研激励、容错机制逐步落地，原始创新、技术转化能力持续增强；

3）分类改革、精准施策初见成效，功能类、公益类、商业类国企差异化发展路径逐步清晰，一刀切改革模式被打破；

4）改革系统性、协同性显著提升，实现功能使命改革与机制改革双向赋能、相互支撑。

3、阶段核心短板

深化提升行动实现了改革重心的战略升级，但仍存在诸多深层次瓶颈：

1）功能重构不够彻底，部分企业重短期产业布局、轻长期战略积淀，基础研究、前沿布局投入不足，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培育不足；

2）存量顽疾攻坚不力，多层法人架构、过度负债、非主业低效资产等历史问题未彻底清零，资源配置效率依然偏低；

3）考核激励体系适配不足，长周期创新、战略布局的考核容错机制尚未常态化，短期逐利的经营惯性难以扭转；

4）监管数字化、穿透化程度不足，对多级子企业、参股企业、项目末端的风险管控存在盲区；

5）改革长效机制尚未定型，部分改革举措依赖阶段性推进，制度固化、常态运行不足。

四、第四阶段（2026—2029年）：新一轮深化改革，系统重塑、价值跃迁

以2026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印发、6月23日全国改革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为标志，我国国资国企改革正式迈入第四轮全新周期，也是十八大以来改革深度最深、系统性最强、靶向性最精准的攻坚收官、体系定型阶段。

本轮改革正是基于前三轮改革的成效积淀与短板痛点，针对性提出七个要核心部署，实现改革的迭代升级、系统重塑。

不同于前三轮改革，2026—2029年新一轮改革核心定位是破顽疾、塑功能、建体系、定格局，不再追求改革覆盖面、制度数量，而是聚焦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结构性矛盾、治理短板、监管漏洞开展精准攻坚，推动国企改革从制度建成向治理成熟、功能凸显、价值最优、风险可控全面跨越。

张国清副总理提出的七大改革要点，正是对前三轮改革遗留痛点的系统性回应，是新时代国企改革逻辑的最终定型。

五、十八大以来四轮改革整体演进规律与核心启示

纵观十八大以来四轮国资国企改革，呈现出清晰的迭代演进、层层递进、守正创新的发展规律，为理解本轮七个要改革部署提供核心底层逻辑。

1、改革重心迭代：从建框架到提能力再到塑生态

第一轮改革（2013—2019）：重心是制度破局，解决无体系、无规则、无机制的问题；

第二轮改革（2020—2022）：重心是机制落地，解决制度悬空、机制缺失、活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轮改革（2023—2025）：重心是功能提级，解决使命弱化、创新不足、能力不符的问题；

第四轮改革（2026—2029）：重心是系统重塑，解决结构失衡、治理虚化、监管滞后、价值错位的深层次问题，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国企发展新生态。

2、改革逻辑升级：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

早期改革以碎片化试点、单项攻坚为主，侧重解决单一问题；中期改革实现制度全覆盖、全域化推进；本轮改革彻底走向系统闭环改革，目标、创新、布局、考核、治理、监管、党建七大维度一体推进、相互赋能，形成完整改革闭环，杜绝单兵突进、改革脱节。

3、改革导向转变：从规模导向到价值导向再到使命导向

前十余年改革侧重国企规模扩张、效益提升，追求做大做强；深化提升行动开始转向功能价值；本轮改革彻底确立战略使命优先、综合价值为本的核心导向，不再以单一利润、规模论优劣，而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安全、引领产业、科技创新的综合贡献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实现国企价值逻辑的根本性重塑。

4、改革痛点延续：本轮七大要点精准破解前三轮遗留难题

前三轮改革遗留的治理虚化、创新割裂、布局散乱、考核失衡、监管滞后、党建融合不足等所有痛点，全部对应本轮七个要核心改革任务。

可以说，张国清副总理强调的七大要点，不是全新的政策创设，而是十余年国企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问题复盘、短板补齐，是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逻辑的集大成者，也是国企改革走向成熟定型的终极路径。

基于上述改革演进脉络，下文将逐一对标七大改革要点，深度解析每一项部署的出台必然性、底层逻辑、实践价值与落地路径，全面阐释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新逻辑、新路径、新格局。

1.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20202022）：重在补齐制度短板，完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框架落地，三项制度改革大范围推开，解决制度有没有的问题。很多改革任务是程序性、制度性建设。

2.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32025）：转向强化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区分功能使命类任务与体制机制类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布局优化，从制度建立走向能力建设。

3. 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20262029）：在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基础上，直面深层次顽瘴痼疾，解决部分改革形似神不似。

很多制度写进文件，但实际运行变形。经理层契约化存在纸面契约；董事会建设存在虚置；主业管控存在名义归核、实际发散；考核依然存在一刀切；多层架构压减出现明压暗增；创新容错落实不到位；党建融入治理存在两张皮现象。

前两轮改革解决有没有，本轮改革重点解决好不好、实不实。

改革不再满足出台文件，而是追求实效落地，直击多年积累的顽疾。

张国清副总理提出的七个要，每一条都对应过往改革实践当中暴露出来的痛点，是改革实践反馈之后的政策迭代升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连续对国资国企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实现三个集中；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建立国企战略使命评价、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大任务，全部进入本轮改革的政策工具箱。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2月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七个要重要指示，从战略使命、科技攻关、布局调整、考核评价、公司治理、监管防控、党的建设作出系统部署。

张国清副总理在动员会上的七个要，与总书记指示一脉相承，同时转化为面向全国央企、地方国企的可执行动员部署。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作为顶层文件，会议讲话作为动员执行版本，三者形成顶层指示—方案文本—全国动员完整传导链路，七个要点不是临场提出，而是党中央长期部署的集中落地表达。

十五五时期风险挑战交织，国企领域风险点集中在：盲目多元化带来业务风险；法人层级过多导致管控失效；部分企业债务高企；投资、采购、产权、境外资产领域违规风险；子企业、参股企业控股不控权；部分巡视整改过后问题反弹回潮。

过去监管模式偏重于事后追责，等到风险爆发才处置，代价巨大。

企业集团内部监督、国资出资人监督，面对数以万计各级子企业，传统人力监管模式捉襟见肘。

因此必须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穿透式、全级次、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问责的监管新范式，这就是第六要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推进穿透式全覆盖监管出台的现实背景。

同时，巡视整改成果不能运动式一阵风，必须制度化长效化，和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这构成第七要的现实来源。

六、前所未有的14个定量改革要点

1、央企88%以上营业收入集中20个重点行业当前现状基数

目前央企核心行业营收集中度仅65%—72%先进标杆良好值：国家电网、中国中车等集中度已达90%—95%营收

2、核心主业≤3个、培育主业≤2个刚性管控改革目标

国企核心主业不超3个、培育主业不超2个 当前现状基数：多数老央企、地方国企实际主业5—8个，多元业务混杂、主业空心化突出先进标杆良好值：一流标杆已固化2个核心主业+1个培育主业，实现业务高度聚焦 

3、国企整体研发投入强度≥3.5%当前现状基数

全国国企平均研发强度2.2%—2.8%，城投、传统基建国企仅1.0%—1.8% 先进标杆良好值：科创央企、头部高新国企达5%—8%，高端芯片、新材料领域突破10% 

4、科技型国企研发投入强度5%—6%当前现状基数

多数地方科技国企仅3.0%—4.2%，未达战略攻坚标准先进标杆良好值：中电科、航天系顶尖国企稳定7%—12%高位投入 

5、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比≥30%当前现状基数

央企战新营收占比21%—25%，地方国企仅12%—20% 先进标杆良好值：新能源、高端装备标杆央企已达35%—45% 

6、国有资本三大核心领域集聚占比≥70%改革目标

2029年国有资本向安全、命脉、民生三大领域集聚占比超70% 当前现状基数：当前国有资本核心领域集聚度仅58%—65%，大量资本沉淀一般竞争性行业 先进标杆良好值：头部央企、公益类国企已达75%—80% 

7、国企管理层级严控3—4级改革目标

所有国企管理层级压缩至3—4级以内 当前现状基数：改革前省市国企层级5—7级，央企普遍5级，链条冗长、传导低效 

8、2026年新组建2—3家央企集团改革目标

2026年开局攻坚年新组建2—3家中央企业集团当前现状基数：近年年均重组新设央企仅1家左右，整合节奏偏慢先进标杆良好值：产业整合高峰年份曾一次性组建3—4家，整合效能更高

9、成熟期现金分红≥50%、成长期≥30%改革目标

上市国企成熟期分红≥50%，成长期≥30% 当前现状基数：国企上市公司平均分红比例25%—35%，多数常年低于30%基准线 

10、市值考核权重占比20%—25%改革目标

市值管理、破净整改、股东回报纳入高管考核，权重20%—25% 当前现状基数：以往市值考核权重仅5%—10%，普遍重利润、轻市值 先进标杆良好值：治理优秀央企已将市值价值考核权重提至30%以上 

11、区县城投资产负债率严控≤60%改革目标

2029年区县城投、国资平台负债率严控60%红线以内 当前现状基数：全国区县城投平均负债率65%—78%，部分区县突破80%，风险偏高 先进标杆良好值：转型优质城投已降至45%—55%，风险可控、造血充足 

12、连续12个月破净必须回购增持分红整改改革目标

上市国企连续12个月破净，强制启动回购、增持、高分红修复估值当前现状基数：国有上市破净企业占比超40%，多数常年放任低估、无整改动作 先进标杆良好值：优质破净国企6个月内即启动回购分红，快速修复估值

13、低效亏损资产2029年前基本清零改革目标

2029年前低效、亏损、僵尸资产基本清零出清当前现状基数：目前国企低效亏损子公司、僵尸企业占比15%—22%，长期失血、占用资源 先进标杆良好值：一流央企已实现僵尸企业全部出清，低效资产处置率超90% 

14、地方省属国企2029年前新增高新/专精特新≥20家当前现状基数

目前各省省属国企平均存量科创企业仅8—12家，培育后劲不足 先进标杆良好值：江苏、广东、山东发达省份已突破25—30家，科创梯队完善

第二部分、要点一：明确总体目标要求——为什么必须牢牢锚定战略使命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时刻保持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清醒，突出战略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一、提出本要点的深层动因：防止改革迷失方向，厘清国企为谁而活

改革首先要回答根本性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单纯追求企业规模、利润指标，还是服务国家大局？

在过去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部分国企出现目标错位：把等同于一般市场化商事主体，片面追逐利润，盲目进入高收益非主业赛道，弱化战略使命；重规模扩张，轻功能发挥；重企业自身经济效益，轻对国民经济全局贡献。

部分地方国企出现为改革而改革倾向：把混改、重组当作改革政绩，而不问是否增强核心功能；部分改革动作完成台账，但战略使命没有同步强化。

因此，本轮改革开篇第一要，首先校准总目标，树立时刻保持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清醒，把改革的出发点拉回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上。

本要点承接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表述，延续前两轮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新增、强化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这体现改革既有延续性，又有时代升级。

二、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延续性逻辑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不是简单做大资产规模。

做强，指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做优，指布局结构、质量效益；做大，是资本实力，不是盲目铺摊子。

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是一对辩证关系：核心功能是国家需要国企干什么，是使命维度；核心竞争力是国企自身能干好什么，是能力维度。

没有强大核心竞争力，战略使命就无法落地；脱离国家战略使命去谈竞争力，国企就会迷失定位。这一组概念，贯穿多轮中央全会文件，是一以贯之的根本目标。

三、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增量内涵

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本轮改革总目标的升级表达，有两层现实指向：

1、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行业保持控制力，守住安全底线；

2、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引领力，带动整个产业体系升级，发挥国有资本的外溢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是简单国企自身规模做大，而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撑能力。

也就是国企既要当好压舱石，也要当好开路先锋。有所为有所不为，该集中的坚决集中，该退出的低效无效、非优势业务坚决退出，把资源集中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

四、实践层面需要破解的现实问题

1、部分企业战略和国家战略脱节，战略规划更多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对国之大者承接不足；

2、把做强做优做大简单理解为资产规模扩张，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3、对核心功能理解虚化，写在报告里，但没有分解到业务、考核、资源配置当中。

本要点的政策意图，就是确立整套改革的总标尺：后续创新、布局、考核、治理、监管全部任务，都要以突出战略使命、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作为评判标准。所有改革举措，都不能偏离这个总方向。

第三部分、要点二：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什么把创新融合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路径

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场景开放，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提出本要点的现实痛点：创新链与产业链两张皮顽疾长期存在

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总量持续增长，多家央企研发投入突破千亿，但是依然存在结构性短板：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原始创新供给不足；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最先一公里基础研究供给不足，最后一公里成果转化不畅；科研立项和产业实际需求脱节；创新评价短期化，追求短期产出，缺少容忍长周期失败的制度环境；企业更多扮演技术应用方，没有真正成为创新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

一方面，国家需要国有企业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另一方面，部分国企创新行为被短期经营指标约束，不愿意投入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基础研究。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割裂：科研院所搞科研，产业单位只管生产，技术攻关不面向产业真实场景，技术成果难以落地形成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单纯增加研发经费数字，关键要打通创新全链条，实现科技创新（技术突破）与产业创新（产业化落地迭代）双向融合，这就是第二要出台的现实背景。

二、政策底层逻辑：国企要从汗水型增长转向智慧型增长

国资委明确提出，推动央企从要素大量投入的汗水型增长，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智慧型增长。

过去依靠铺产能、扩投资实现增长，未来要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价值提升。而实现这个转变，不能只靠加大经费，必须依靠制度创新。

讲话提出三个关键抓手：加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开放应用场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三者构成完整链条：基础原始创新提供源头供给；开放场景提供技术迭代试验场；成果转化完成向现实生产力跃迁。

国有企业独特优势就是拥有海量产业应用场景，这是很多民营创新主体不具备的条件。

通过开放场景，新技术可以在真实产业环境迭代打磨，破解很多新技术实验室很好，一到产业就不行的困境。

三、制度层面的改革指向：构建原始创新的制度保障体系

仅仅号召企业重视创新远远不够，必须重构一套适配创新规律的制度。

1、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企业既是出题人，也是答题人、阅卷人。科研选题来源于产业卡脖子真实需求，成果好不好，要用产业转化效果来评判，而不是单纯论文、专利数量。

2、建立适配基础研究的长周期、稳定滚动支持机制。基础研究不能用年度经营指标约束，要探索里程碑式长周期评价，给予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的制度保障。

3、健全创新容错免责。对于技术路线选择失误带来的失败予以合规免责，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技术攻关必然伴随失败，如果一次失败就追责，企业就不敢承担高风险攻关任务。

4、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价值链闭环，解决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衔接堵点。

这里要区分两类创新活动：短周期工艺改进可以沿用传统考核；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必须跳出短期财务指标束缚。

这也为后面第四要精准分类考核评价埋下逻辑伏笔——创新要落地，考核指挥棒必须同步调整。

四、实践层面的现实挑战

在实操中，很多企业创新容错流于纸面，问责压力下，管理层天然回避高风险项目；基础研究投入容易被压缩，遇到效益压力，研发经费优先被削减；场景开放存在部门壁垒，业务单元不愿意拿出生产场景给内部研发做试验，担心影响生产稳定。

因此，第二要不只是科技业务层面的要求，它倒逼企业内部考核、激励、容错、资源配置整套机制同步改革。

科技创新不是科技部门单独任务，是全公司治理、考核、激励共同支撑的系统工程。

第四部分、要点三：深化重组整合和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为什么要整治无关多元、多层架构、过度负债，落实三个集中

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强化无关多元、多层架构、过度负债等管控，按照三个集中要求推进重组整合、资源盘活，分层次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一、本要点对应的三大顽疾：无关多元、多层架构、过度负债

本轮改革当中，布局调整居于主体地位，直面长期积累三大结构性顽疾。

1、无关多元扩张

部分国企在主业之外，大举跨界进入完全不具备优势的赛道，看到什么热就投什么，分散资本，稀释核心业务资源，造成投资分散、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国有资本战线过长，高端不足，低端过剩。

虽然上一轮改革已经清理两非两资，但部分企业清理不够彻底，还有增量冲动。

2、多层架构法人链条过长

部分企业法人层级过多，子子孙孙公司层层嵌套，形成集团—一级子—二级子—三级子—四级子—五级甚至六级的冗长链条。

带来三大问题：信息传导失真，集团管而不透；管理链条拉长，管控失效，风险隐匿于底层公司；机构臃肿，管理成本抬升；部分企业通过增设层级规避监管。国资委明确四级常态、五级例外、六级极特例的层级管控原则，就是针对该痛点。

过去压减工作侧重户数数量，本轮升级为质量管控：严控增量、压减存量、建立长效管理，不是简单注销空壳公司，而是从源头防止新的多层架构生成。

3、过度负债风险

部分企业盲目扩张带动杠杆抬升，债务规模与资产收益不匹配，部分非主业业务占用大量债务资源，放大系统性风险。

三大顽疾相互交织：很多无关多元业务，通过设立多层子公司开展，同时带来债务累积。

整治这三类问题，不是简单减法，而是为国有资本腾挪资源，投向国家真正需要的领域。

二、三个集中：国有资本布局重塑的总遵循

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部署，是本轮重组整合的总纲领：

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三个集中不是简单行政划转，而是分层次系统性调整：

-宏观层面：优化国有经济整体布局，收缩过长战线；

-中观层面：分层次调整产业结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新、未来产业加速培育；

-微观层面：推进重组整合，盘活存量低效资产。

本轮重组整合不再是简单合并同类项，不是为做大而合并，而是市场化、专业化整合，实现国有资本从铺摊子走向上台阶。

重组整合评判标准，看是否服务国家战略、是否提升核心功能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单纯规模变大。

国资委设定明确量化导向：力争经过几年努力，把央企资产集中到国民经济97个行业大类当中20个重点行业，88%以上营业收入聚焦核心主业。

量化目标为全国国企提供清晰标尺，倒逼主责主业管理落地。

截至此前统计，央企主业投资占比、主业子企业数量占比均超过90%，关系国家安全领域营收占比超70%，三十余家央企完成主业重新核定，但存量清理任务依然繁重。

三、完善主责主业管理的双重定位：既是紧箍咒，也是导航仪

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两层含义：

一方面是约束功能，防止盲目扩张，管住资本乱投；另一方面是引导功能，引导资源向核心功能领域集聚。

它不是简单限制企业发展，而是引导企业把资源集中到自身战略使命赛道上。

这里要厘清一个误区：聚焦主责主业不等于不发展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属于企业战略使命延伸，纳入核定主业范围，恰恰是鼓励方向；而脱离自身禀赋、脱离战略使命的跨界投机式扩张，才是管控对象。

四、本要点与前后要点的逻辑关联

第三要承接第一要总目标：通过布局调整，落实增强核心功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时支撑第二要创新任务：只有资源从无效领域腾挪出来，才有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原始创新。

同时，多层架构治理、债务管控，直接为第六要穿透式监管创造组织条件。

如果法人链条冗长混乱，穿透监管就无从落地。

也就是说，布局调整是整套改革的资源底盘重构。

改革目标、创新任务，都需要资源配置来落地，如果资本分散在大量低效非主业，再好的改革目标也无法实现。

第五部分、要点四：实施精准分类考核评价——为什么要推行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告别一把尺子量

要推行精准分类考核评价，突出价值创造导向，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引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现实痛点：传统考核体系的内在矛盾

考核是改革的指挥棒。过去考核体系存在突出矛盾：

1、一刀切，一把尺子量到底

功能类、公益类、商业竞争类企业，全部高度侧重利润、营收等财务指标。承担保供、应急、关键技术攻关的企业，承担大量战略任务，但短期财务收益有限，考核压力大，容易倒逼企业回避战略任务，追逐短期盈利业务。

2、重经济账，轻战略账、长远账

考核偏重当期经营业绩，对国家安全、产业链带动、基础研究、战新产业培育等战略贡献难以量化体现，战略使命变成软性口号，很难硬约束。

3、创新和战新项目考核周期错配

重大科研、未来产业投入周期长，短期亏损概率大，年度考核模式下，企业管理层任期内容易回避长周期投入，追求任期内好看报表，形成短期行为。

4、战略使命评价结果和资源、人事、薪酬挂钩不足

即便评价承担战略任务情况，也只是软性引导，没有刚性闭环。

虽然国资委已经推行一企一策，二十多个行业出台考核实施方案，个性化指标占比已经达到76%79%，但分层分类考核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定型，特别是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任务，需要全面推开。

二、核心改革逻辑：从单一利润导向走向五个价值综合价值创造

本轮考核改革核心逻辑，不再只看企业赚多少钱，要看国有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也就是国资委提出的五个价值：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新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品牌价值。

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是制度创新，区别于传统EVA经济增加值。

EVA更多衡量企业自身资本回报；国有经济增加值，衡量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包含就业拉动、产业链带动、战略安全贡献、技术外溢等综合价值，引导国企跳出企业本位，站在国民经济全局看待价值贡献。

同时延续功能分类思路：

-功能类企业：重点考核特定功能任务保障效果，兼顾经营业绩；

-公益类企业：重点考核公共服务质量效率；

-商业类企业：重点考核经营业绩，同时根据行业差异设置差异化指标。

三、新一轮考核改革三大关键转变

三个转变概括改革方向：

1. 经营业绩考核：从只算经济账，转向同时算战略账

将国家安全、新质生产力培育、卡脖子攻关纳入核心评价维度。承担重大战略攻关任务的企业，不以短期指标论英雄。

2. 项目考核周期：从主要年度考核，延伸长周期考核

针对战新产业、未来产业、重大科研项目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降低短期回报权重，鼓励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给前瞻性布局留出时间窗口。

这直接解决第二要科技创新当中基础研究的考核约束问题。

3. 战略使命结果应用：从柔性引导，走向刚性挂钩

战略使命评价结果和资源配置、负责人晋升、薪酬刚性挂钩，形成评价反馈改进闭环，真正让指挥棒对准国之大者。

4、整套改革逻辑链条中处于枢纽地位

前面的战略使命、科技创新、布局调整，如果没有考核指挥棒同步调整，很容易落地虚化。考核体系是把改革目标传导到管理层、传导到企业经营行为的关键转换器。

四、落地现实难点

实操层面，国有经济增加值如何科学计量、战略使命贡献如何量化，是现实难题。

很多战略贡献难以简单货币化，既要防止完全唯财务，也要防止考核完全虚化泛化，需要建立定量加定性相结合的指标体系。

长周期考核也要防范企业以此为借口回避经营责任，需要设置里程碑节点管控。

第六部分、要点五：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什么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推动制度建设形神兼备

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一、时代背景：十周年节点，破解治理形似神不至

2026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一以贯之重要论述十周年。

经过多轮改革，绝大多数国企已经完成党建入章程，建立党委前置研究清单，董事会应建尽建，经理层任期制契约化大范围推开，制度文本体系已经成型。

但实践当中，大量企业存在有形无实：

有的企业党委、董事会、经理层权责边界模糊，出现权责越位或者缺位；有的董事会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不足，决策虚化；经理层任期制契约化出现纸面契约，目标挑战性不足，考核兑现软挂钩，业绩差但薪酬下不来、岗位动不了，三项制度改革没有真正落地；薪酬分配上，对科技骨干激励不足，同时部分负责人薪酬管控不严；一线岗位分配保障有待加强。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整套改革的制度底座。

外部的布局调整、创新激励、考核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到企业内部治理运行。

如果治理运行机制不到位，外部政策很难转化为企业内部行为。

本轮改革重点不再是建制度，而是形神兼备，让制度真正运转起来。

二、两个一以贯之的治理内核：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

核心是理顺党委（党组）、董事会、经理层三者关系：

党委（党组）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领导作用；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职权；经理层负责经营管理执行。

三者不能简单替代，也不能相互割裂，实现党的领导有机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而不是体外叠加。

国资委提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完善治理结构，差异化推进董事会建设。

不同功能定位企业，董事会建设模式不能一刀切，公益类、商业竞争类、战略功能类企业，治理运行重点有所差异。

三、市场化经营机制三大抓手：契约化、薪酬分配、三项制度

1、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提质增效。立下军令状，明确责任田，考核结果刚性兑现。杜绝契约化流于形式，真正实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改革不能停留在签协议，关键在于刚性兑现，业绩不达标就要兑现降级、退出。

2、薪酬管理坚持规范、激励、倾斜一体推进，这是本轮改革薪酬分配重要原则：

1）规范面向管理人员：刚性制度划底线，严格规范负责人薪酬、津贴补贴，守住纪律底线；

2）激励面向科技、技能骨干：以价值贡献定薪酬，各类中长期激励工具能用尽用，让核心科研、高技能人才获得匹配贡献的回报，服务第二要科技创新；

3）倾斜面向一线苦脏险累岗位：保障一线劳动者回报，初次分配体现共同富裕导向。

3、持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推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常态化。末等调整、不胜任退出扩大覆盖，不能只停留在集团层面，向下穿透二三级子企业。

四、本要点承上启下的逻辑位置

第五要承接前面要点：战略使命要通过治理体系落实；创新激励要依靠薪酬中长期激励；分类考核结果要通过董事会、经理层契约化兑现。

同时，企业内部治理运行状态，直接决定第六要国资监管能不能有效传导。

很多监管失效根源，在于企业内部治理失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内部自我约束，是外部国资监管的基础。

第七部分、要点六：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为什么大力推进穿透式、全覆盖监管，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辩证统一

要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推进穿透式、全覆盖监管，提升专业监管能力。

一、监管模式迭代背景：从管资产，到管资本，再到穿透式全覆盖监管

国资监管历经多轮演进：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而本轮改革，面对法人层级多、子企业数量庞大、业务形态复杂、新业态不断涌现，传统集团层级监管已经不足以应对风险，因此提出穿透式全覆盖监管。

现实突出痛点：控股不控权、参股不行权；多层架构之下风险隐匿在底层子企业；风险发生之后才事后追责，缺少事前预警、事中干预；各业务系统数据孤岛，资金、投资、采购、合同数据相互割裂；对数量庞大的各级子企业，依靠人力监管力量不足。

同时监管要把握辨证关系：不能一放就乱，也不能一管就死。既要管住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又不能过度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要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平衡。

国资委已经出台穿透式监管试行指导意见，依托司库平台建设智能化监管系统，89家央企开展司库平台直联在线集采试点，推动经营可视、资金可溯、风险可控。

明确穿透式监管五大建设阶段：诊断评估、顶层规划、制度体系建设、模型体系建设、平台建设，系统化推进，而不是简单买一套软件系统。

二、完善监管体制机制三大升级

1、监管链条升级：从事后追责，升级为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问责全链条闭环。

依托大数据、司库、区块链打通多系统数据，建立规则模型，系统自动识别风险线索，实现数据驱动规则，规则发现问题，平台闭环处置。改变过去出事之后再倒查的被动模式。

2、监管覆盖升级：从层级选择性监管，升级为全级次、全要素、全主体全覆盖监管。

传统监管长期聚焦集团本部、一级、二级核心子企业，对三级及以下基层子公司、参股企业、项目公司、境外经营主体存在监管盲区，形成上级严管、下级宽松、末梢失控的监管落差。

本轮改革彻底打破层级壁垒，落实四级常态、五级例外、六级极特例的法人层级管控要求，将监管触角全面延伸至所有层级子企业，实现产权、资金、投融资、物资采购、招投标、债务担保、境外资产、薪酬发放等核心领域全要素覆盖，同时补齐参股企业监管短板，破解控股不控权、参股失监管的长期难题，真正做到国有资本投到哪里、监管就覆盖到哪里。

3、监管手段升级：从人工经验监管，升级为数智穿透、机器赋能、动态可控的现代化监管。

过往国资监管高度依赖人工核查、台账填报、现场督查，存在效率低、主观性强、滞后性突出、覆盖不全等短板，难以适配国企多层级、广布局、快迭代的发展态势。

本轮改革全面推进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司库管理平台、国资智能监管系统、数据中台为核心载体，打通财务、资金、投资、风控、人力、合规等各业务数据孤岛，实现全域数据实时归集、无感接入、动态更新。

通过搭建智能风险研判模型、AI预警机制，系统可自动筛查异常交易、违规投资、超额负债、资金挪用、关联交易不规范等风险隐患，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彻底摆脱人盯人、事后查的传统监管模式。

以机器管人、数据管事、模型风控替代人工经验监管，大幅压缩人为操作空间、规避监管套利，让监管更精准、更透明、更高效，实现放活经营自主权与守住国资安全底线的辩证统一。

三、穿透式监管的核心价值与改革深意

穿透式全覆盖监管不是简单强化管控、收紧权限，而是适配新一轮国企系统重塑的配套制度升级，精准匹配前三轮改革遗留的治理虚化、层级冗余、风险隐匿等痛点。

一方面，整治多层架构、无关多元、过度负债带来的隐蔽性风险，从源头遏制盲目扩张、违规投资、资产流失等问题，为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主责主业归核化提供刚性约束；

另一方面，通过标准化、数字化、闭环式监管，减少行政干预、规范监管边界，让合规经营、主业聚焦、创新攻坚的企业拥有更大经营自主权，杜绝一刀切管控、过度监管束缚企业活力。

同时，穿透式监管与市场化经营机制、分类考核、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深度联动。

健全的监管体系能够压实企业治理主体责任，倒逼企业完善内部管控、规范治理运行、刚性兑现契约考核，形成外部精准监管、内部规范治理、市场高效经营、风险全程可控的良性循环，筑牢国企高质量发展的风险底线。

四、落地推进的关键重点与实操要求

本轮穿透式监管落地摒弃重平台建设、轻机制落地重系统搭建、轻风险应用的形式化建设误区，坚持系统建设与制度完善同步推进。

1、统一数据标准、打通层级壁垒，实现集团与各级子企业、国资监管部门的数据互联互通，杜绝数据孤岛、数据造假、数据滞后问题；

2、聚焦投资决策、资金使用、招投标采购、境外资产、债务管控、薪酬分配等高风险领域，细化监管规则、设置预警阈值，实现重点领域精准穿透；

3、健全监管问责闭环，将智能预警、核查处置、整改复盘、追责问责、制度优化全流程固化，实现风险发现、整改、长效治理闭环；

4、区分市场化经营与合规管控边界，杜绝监管越位、错位、缺位，保障企业市场化经营活力与创新探索空间。

第八部分、要点七：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从严治党保障改革长效落地、重塑政治生态

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巡视整改常态化、长效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

一、本要点出台的现实痛点：党建业务两张皮、整改一阵风、责任层层递减

经过多轮党建提升改革，国企党建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但基层落地依然存在深层次短板。

1、党建与改革经营融合不深，部分企业党建工作流于形式、停留在台账资料、会议部署层面，与科技创新、布局调整、风险防控、经营提质等核心业务脱节，存在明显两张皮现象，党建引领赋能作用难以发挥；

2、全面从严治党压力层层递减，集团层面管控严格，二三级子企业、基层单位党建弱化、监督虚化、纪律松弛问题依然存在；

3、巡视审计整改常态化不足，过往整改多为阶段性、运动式攻坚，存在整改完成即清零、问题反弹回潮、治标不治本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惯性问题反复出现；

4、党建责任与改革考核、干部任用、薪酬激励挂钩不刚性，党建工作软性化、形式化，缺乏长效约束机制。

二、底层改革逻辑：党建是本轮改革的终极保障与根本统领

本轮2026—2029年改革是系统性重塑、深层次攻坚、长效化定型的收官改革，涉及布局重构、治理重塑、考核迭代、监管升级、机制破冰等一系列深层次调整，必然触及存量利益、破除惯性思维、攻坚顽瘴痼疾，必须依靠坚强的党的领导、严明的纪律约束、过硬的作风保障才能落地见效。

相较于前几轮改革侧重制度搭建、机制落地，本轮改革将党建工作从配套建设升级为全域统领、刚性保障，明确党建是整套改革体系的政治根基、组织根基、作风根基。

只有以全面从严治党压实各级主体责任，以常态化整改根治存量顽疾，以党建深度融合赋能经营发展，才能确保六大改革要点不跑偏、不走样、不落空，保障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落地。

三、本轮党建改革的三大全新升级

1、党建赋能从体外叠加升级为全域内嵌融合

彻底打破党建与业务割裂格局，将党的领导、党建工作、从严治党要求全面嵌入公司治理、科技创新、布局优化、考核激励、风险监管、队伍建设全流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优势、创新优势、发展优势、风控优势，实现党建引领改革、改革检验党建的双向赋能。

2、整改治理从阶段性攻坚升级为常态化长效化闭环

摒弃运动式整改模式，建立巡视、审计、专项督查问题台账管理、动态清零、复盘溯源、建制长效、监督复核的全链条整改机制，对共性问题、惯性问题、深层次问题深挖根源、建章立制，从源头杜绝问题反弹，实现整改工作从被动纠偏向主动防控、从单点整治向系统治理转型。

3、责任约束从软性引导升级为刚性挂钩考核

构建四级党建责任体系，将党建成效、从严治党落实情况、整改长效化情况、作风建设情况，与企业改革考核、经营评价、干部选拔任用、薪酬奖惩、评优评先全面刚性挂钩，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彻底破解党建责任虚化、压力递减、落实不力的问题。

四、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落点

本轮党建改革不再局限于常规党务工作，而是聚焦改革攻坚核心任务精准发力。

1、以党建统领战略落地，确保企业发展战略、改革方案、布局调整全面对标国家战略，坚守国企政治属性与战略使命；

2、以党建赋能科技创新，发挥党组织攻坚克难、凝聚人才的优势，组建党员攻坚团队、科创先锋队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破解创新发展瓶颈；

3、以党建净化经营生态，纵深推进从严治党，整治违规投资、利益输送、作风松弛等问题，筑牢国资安全、廉洁安全底线；

4、以党建夯实基层根基，强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激活基层改革活力、人才活力、干事活力，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全面落地、长效定型提供坚实政治保障与组织保障。

第九部分、本轮国资国企改革的十个全新突破与升级

2026—2029年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是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迭代升级、收官定型的关键阶段，承接前三轮改革的制度成果、实践经验，针对性破解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顽疾、结构性矛盾与机制性短板。

相较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深化提升行动，本轮改革不再局限于制度补短板、机制做修补、规模提增量，而是在改革逻辑、价值导向、实施路径、治理模式、监管体系等维度实现全方位、深层次、质变性突破，形成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支撑国家核心战略的全新改革范式。

本章系统梳理本轮改革区别于过往改革的十大核心突破与升级，清晰呈现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的全新格局与核心特质。

突破一：改革逻辑升级——从机制修补转向系统重塑、闭环定型

过往三轮改革呈现阶梯式递进的修补特征，2013—2019年侧重制度框架搭建，2020—2022年聚焦市场化机制落地，2023—2025年主攻企业功能提质，整体以单点突破、局部优化、阶段性攻坚为主，改革存在碎片化、衔接弱、易反弹的问题。

本轮改革实现根本性逻辑升级，摒弃碎片化修补模式，构建战略锚定—创新赋能—资源配置—考核牵引—治理落地—风险兜底—党建保障七位一体的系统化改革闭环。

所有改革任务不再孤立推进、各行其是，而是相互支撑、相互制约、一体贯通，彻底解决过往改革单兵突进、衔接不畅、落地虚化的痛点，推动国企改革从阶段性攻坚走向常态化定型、从制度建成走向体系成熟。

突破二：发展导向升级——从规模效益优先转向战略功能、综合价值优先

传统国企改革与经营发展长期以资产规模、营收利润、增速体量为核心导向，形成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质，重短期收益、轻长期布局的发展惯性，部分国企盲目跨界扩张、追逐市场热点，弱化了国有经济战略使命与公共属性。

本轮改革彻底颠覆传统价值逻辑，剥离单一市场化盈利导向，将服务国家战略、保障产业安全、引领科技创新、赋能民生发展四大核心功能作为首要评判标准，不再以规模和利润论优劣，而是以综合价值、战略贡献、功能输出定成效，实现国有经济从规模做大向功能做强、价值做优、实力做实的根本性转型。

突破三：创新体系升级——从单点技术攻关转向科创产创深度融合、全链条赋能

此前国企创新改革多聚焦技术改造、工艺升级、单项技术突破，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研与产业脱节、成果转化不畅、创新容错缺失、短期考核约束强等问题，创新链与产业链长期存在两张皮顽疾。

本轮改革实现创新体系全域升级，构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场景迭代+成果转化+长效激励+容错免责的完整创新生态。

首次明确国企作为创新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核心定位，依托海量产业应用场景优势，打通创新最先一公里和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绑定，推动国企从被动技术应用转向主动原创攻关，从要素驱动增长全面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突破四：布局逻辑升级——从粗放扩张转向三个集中、归核提质、风险出清

过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侧重简单关停并转、清理低效资产，布局分散、战线过长、主业模糊、层级冗余、债务偏高的结构性顽疾未能彻底根治，无关多元、多层架构、过度负债三大问题反复反弹。

本轮改革立足国有资本三个集中顶层要求，实现布局逻辑的系统性升级，从被动清理存量问题转向主动优化资源配置。

一方面刚性整治无关多元扩张、冗余法人层级、超额债务风险，严控五级、六级法人主体增量，彻底压缩无效低效业务；另一方面主动推动国有资本向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战新产业核心领域集聚，通过专业化重组、存量盘活、结构优化，实现资源精准聚焦、主业高度集中、风险全面出清，破解国有经济低端过剩、高端不足、布局散乱的长期难题。

突破五：考核体系升级——从一刀切财务考核转向分类分层、长周期、综合价值考核

传统考核体系以统一财务指标为核心，一把尺子量到底，无法适配不同类型国企的功能定位，倒逼企业追逐短期利润、回避长周期战略投入与高风险创新攻关，严重制约国企核心功能发挥。

本轮改革实现考核指挥棒的颠覆性升级，全面推行精准分类分层考核，区分功能类、公益类、商业类国企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弱化短期盈利权重、强化战略贡献、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保障等综合指标权重。

创新性推出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跳出企业本位的财务逻辑，立足国民经济全局衡量国企综合贡献，同步建立重大科研、战新布局长周期考核机制，落实创新容错考核导向，彻底破解考核与战略、创新、功能脱节的核心矛盾。

突破六：公司治理升级——从制度成型转向形神兼备、权责制衡、机制硬跑

经过前三轮改革，国企已全面完成党建入章程、董事会应建尽建、前置清单落地等程序性工作，治理制度文本实现全覆盖，但普遍存在有形无实、权责模糊、履职虚化、契约空转的问题，党委、董事会、经理层权责边界不清，三项制度改革落地不彻底，市场化机制流于形式。

本轮改革聚焦治理实效提质，推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从制度建成向高效运转升级。

严格落实两个一以贯之，细化三类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强化外部董事实质性履职，刚性执行经理层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健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常态化机制，实现治理权责法定、流程透明、制衡有效、运转高效，彻底破解治理形似神不似的顽疾。

突破七：激励体系升级——从普惠薪酬转向分层精准、价值匹配、长效赋能

以往国企薪酬激励存在平均主义、激励模糊、重点倾斜不足、长效机制缺失等问题，薪酬与价值贡献、岗位权责、创新成效匹配度低，科技骨干、一线人才激励不足，管理人员薪酬管控不严，难以激发内生动力。

本轮改革构建规范、激励、倾斜三位一体的全新薪酬激励体系，实现分层精准赋能：对管理人员强化刚性规范、严守纪律底线；对科研、高技能核心人才放开中长期激励工具，实现价值贡献与薪酬回报精准匹配；对一线苦脏险累岗位予以政策倾斜，兼顾效率与公平。

通过差异化、长效化激励机制，彻底打破平均主义，激活企业人才活力与创新动力。

突破八：监管模式升级——从层级事后监管转向穿透全域、数字智防、闭环管控

传统国资监管依赖人工督查、层级管控、事后追责，监管范围局限于集团及一二层级核心企业，对基层子公司、参股企业、境外主体、末端项目存在大量监管盲区，存在滞后性强、精准度低、人为弹性大、风险隐匿难发现等短板。

本轮改革实现监管模式全方位迭代，打造数字化、智能化、穿透式全覆盖监管新体系。

依托司库平台、智能风控系统打通全域数据壁垒，构建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问责、复盘优化的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实现全级次、全主体、全业务、全流程监管无死角，以机器管人、数据管事替代传统人工经验监管，平衡放活经营与管住风险的辩证关系，筑牢国有资产安全底线。

突破九：整改机制升级——从阶段性整治转向常态长效、制度固化、源头治理

过往巡视整改、专项督查整改以阶段性集中整治、运动式整改为主，存在整改一阵风、问题易反弹、治标不治本、制度固化不足等问题，很多共性问题、深层次问题反复出现，整改成果难以长效巩固。

本轮改革实现整改机制根本性升级，推动巡视整改、审计整改、专项问题整改制度化、长效化。建立四单合一动态台账管理机制，实现存量问题清零、增量问题严防、共性问题建制、个案问题根治，形成整改—复盘—建制—长效的源头治理模式，彻底告别运动式整改，实现问题治理从被动纠偏向主动防控、从单点整改向系统治理转变。

突破十：党建赋能升级——从体外叠加转向深度融合、全域统领、刚性保障

此前国企党建工作普遍存在与经营改革两张皮、从严治党层层递减、基层党建虚化弱化、政治引领作用不突出等问题，党建多为程序性、形式化工作，难以有效赋能改革发展、风险防控、创新攻坚。

本轮改革推动党建工作实现质的跃升，彻底打破党建与业务割裂格局，将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基层党建建设全面嵌入公司治理、改革攻坚、科技创新、风险防控、人才培育全流程。

构建四级党建责任刚性体系，将党建成效、从严治党、整改落实情况与干部考核、薪酬、提拔刚性挂钩，实现党建优势全面转化为企业治理优势、创新优势、发展优势、风控优势，为整套改革体系落地提供终极政治保障与组织保障。

本章小结

本轮国资国企改革的十大全新突破，层层递进、相互支撑、逻辑闭环，完整诠释了2026—2029年改革守正创新、系统重塑、提质跃迁、固本定型的核心特质。

前十余年改革重在破局、建规、落地、提质，本轮改革重在纠偏、攻坚、塑形、长效，通过十大维度的全方位升级，彻底破解国企长期积累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顽疾，重塑国有经济发展逻辑、价值体系与治理范式，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筑牢坚实的国资国企根基。

写给未来的话、把握改革新范式，塑造国企新优势

一、跳出经营本位，重塑国企战略底层定位

必须主动跳出短期经营博弈，把服务国家战略、守住产业安全、支撑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第一标尺，彻底扭转战略虚化、使命弱化、站位偏低的积弊，让国企回归国家战略工具的核心本源。

二、打破创新割裂困局，激活产业原生创新动能

依托国企海量产业场景优势，大胆布局周期长、风险高、价值大的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放开创新容错空间、拉长科研评价周期，真正让技术攻关源自产业刚需、科研成果落地实体经济，以深度科创融合打破发展动能固化僵局。

三、刮骨疗毒整治沉疴，推动国有资源全面归核

坚决砍掉跨界投机、低效闲置的非核心业务，从严管控多层嵌套法人主体，刚性压降非理性杠杆，彻底剥离拖累主业发展的无效包袱，让国有资本从粗放铺摊转向精准集聚，全力向核心主业、战略赛道、关键领域集中。

四、颠覆传统考核逻辑，重构价值评价体系

跳出企业本位的财务核算思维，全面落地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把战略担当、科创突破、产业引领、安全保障等隐性价值显性化、刚性化，包容战略投入的短期阵痛，杜绝管理层任期短视行为，倒逼企业主动扛起长远发展、国家赋能的核心责任。

五、破除治理形式空转，实现制度落地实质破局

打破党委、董事会、经理层权责模糊、相互推诿、履职虚化的僵局。摒弃流于表面的制度搭建、流程摆设，压实各治理主体实质履职责任，刚性落地契约化管理和市场化退出机制，彻底打破干部能上不能下、岗位能进不能出、薪酬能增不能减的固化壁垒，让现代企业制度真正运转生效。

六、打破平均主义桎梏，精准激活人才内生活力

打破薪酬固化、身份固化、激励虚化的现状，差异化精准施策，向科创骨干、高技能人才、一线攻坚岗位倾斜，用实打实的长效激励留住核心人才、赋能创新突破，以机制破冰激活企业内生动力。

七、摒弃粗放重组套路，实现产业能级质变跃升

不再追求体量虚高的物理整合，聚焦产业链短板、产业生态弱项、战略赛道空白，通过专业化、市场化重组盘活存量资源、补齐产业短板、集聚核心优势，推动国有资本从做大体量向做强能级、掌控链条、引领产业实现质变式升级。

八、颠覆传统监管模式，构建全域穿透风控壁垒

根除基层子企业、参股主体、末端项目监管盲区、风险隐匿、事后救火的被动局面。

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重构监管体系，以司库平台、智能风控为抓手打通数据孤岛，实现风险事前预警、事中严控、事后溯源的全链条闭环，用技术手段管住权力、堵住漏洞、防住风险，真正实现放活经营与严控风险的动态平衡。

九、终结运动式整改，建立源头治本长效机制

跳出被动纠错、单点整改的浅层治理模式。

直面巡视、审计、督查暴露的深层次、根源性、共性化问题，深挖制度漏洞、管理短板、作风顽疾，以台账溯源、建制固本、常态管控的方式根治存量问题、严防增量风险，实现从被动纠偏到主动防控、从治标整改到源头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十、破解党建业务割裂，筑牢改革攻坚根本保障

把党的领导、从严治党、基层党建全面嵌入改革攻坚、科技创新、风险防控、产业布局全链条，以刚性责任压实、严格考核挂钩倒逼党建赋能落地，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改革攻坚优势、产业竞争优势、企业发展优势，为本轮系统性重塑改革保驾护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