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彩咨询 白万纲

引言：写在前面的话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类似的一些争论，在社会上沸沸扬扬。同时关于共同富裕具体到社会财富到底该如何分配以及如何构建第二三四次财富分配上的话题也在酝酿，并时不时掀起小范围讨论。当然更大的讨论就是各种资本如何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创造价值，其中国有资本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的话题，各种争论莫衷一是。

故此，国资界的同行及友人们都建议我尽早发声，他们知道我在这方面有些观点，希望我拿出来讨论一下。因此不管是从友人之托的角度，还是这些话题已然引发了社会上的各种争议的角度，亦或是这个话题以及其背后的各种争议的脉络，隐隐所指向的共同富裕，这样一个伏线千里式的社会公案背后，是得要拿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争议了这么久的有关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领导人是不是企业家，国企改制及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各种诟病，以及混改带来的各种新议题面临的理论缺失，以及共同富裕所掀动的社会思潮及社会革命背后，这些争论及其边缘外扩所囊括进来的更多的企业、企业家、学者和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多的在争议面前迷茫的当事人们、参与者们共同关注及疑惑已然引发更广泛的意识迷茫。有必要来更深刻地讨论一下，

我认为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我们要讨论一下国有资产、国有资本，我们要讨论一下从“资本论”走向“21世纪资本论”，走向“国有资本论”。

第二，我们还要探讨一个小话题，国有资本是怎样炼成的。

国家所有的能动性，国家所有的可动员资源皆可纳入国有资本。把这些要素如何更自觉的梳理出来，管理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今天世界发展、国家间竞争的更深刻的真相。

第三，我们要探讨国有资本怎样作用于国家的发展，国有资本为国家的发展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功能支撑推动，其原理到底在哪里？

第四，我们还要探究一下国有资本与国家方法论，一个国家所采用的带动自身发展的一整套路径与国有资本的关系。

第五，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一下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关系。

假如国有资本就是基于国家层面的重大部署、制度安排、道路选择、治理推进、公共产品打造、服务界面的优化，国家资源权利制度规划的优化、集成与应用等顶层设计所集结的各种形态的国家可动员要素（关于国有资本我们后面还会做更深入的诠释和探讨），那么其与所对应的国有资产（全域国有资产比狭义国有资产广泛的多）之间到底是个怎样一个关系？他们二者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说国有资本是前提是系统是驱动，那么国有资产则是结果是表达是界面。

第六，我们还要讨论国有资产的交易与管理，国有资产更深刻的更高质量的交易及其管理，造就了国有资产能够非常好的流动配置，集结。配置到国有资本（具有指挥、配置的主动性）想让它去的方位和环节。

我们还要讨论由此形成的资本原罪与交易体系的不完善，二者之间构成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并由此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如何判断国有资产流失与否，流失多寡，流失的结构、逻辑、路径、计量。以及最终是否采用追索等手段，假如不用追索但却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了，如何去消化对冲这样的一个结果。

第七，我们还要讨论下国有资本的未来。

我想这样的一个讨论结构，大体上能够把国有资本及其作用机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与实践困惑做个揭示。这个话题我耕耘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敢着笔，但它又如此庞大广阔且触目惊心，使得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对此进行力所能及的阐述。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简单的要讨论国家体制、道路、国家关系，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背后的合作与竞争，更要更深入广阔的来讨论国家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

壹｜国有资本：从《资本论》到《21世纪资本论》再到《国有资本论》

一、国有资产背后，是国有资本从《资本论》走向《21世纪资本论》，进一步走向《国有资本论》。

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国有资产及其背后的国有资本。

这些年的争议往往是在改制过程中是否涉及了国有资产评估过程中的一些因素，是否造成了实质上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些国有资产的交易改制的过程中，如果仔细去考量这国有资产到底由哪些构成，一种比较简单的看法是由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构成。也有认为由核心资产和辅助性资产构成的说法。当然更深入的来看国有资产的构成比这种简单分类复杂的多

社会上普遍认为，之前的国有资产的改制过程中往往都用的是净资产法，主要是用历史数据将一个企业的现有资产的净值评估出来，考虑到很多资产的购置没有进行公允价值评估，或较难进行公允价值评估，很多特殊资产的形成（比如因特殊背景形成的品牌与商誉，比如获得的各种政治关怀与荣誉，比如行业协会等产业地位，比如重大采购合同，比如重大投资，比如科研经费的倾斜），没有办法用类似重置资产法，可比市盈率法等常用方法对其进行评估。所以这些资产的有形资产的评估，里面的可上下其手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客观地说，改制得越早，涉及的资产量及对应金额越少，该企业的关注度越小，当地主管部门决策权限越是相对下移的，有可能会相对于不客观，可能会有较多的有形资产评估过程中的猫腻，所以很多零敲碎打的地方改制背后如果深究问题是少不了的。

但是时间越往后，企业资产总量及金额足够大，管理权限足够高，审批权审批权限审批链条足够长，在有形资产上的评估猫腻就相对比较少。但无形资产上就只能呵呵了，尽管今天我们对商誉进入到资产普遍接受，但是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无形资产的评估一直是一个拿不上台面的东西，更不是要说特殊资产了。

关于品牌价值怎么认定、大量存量知识产权怎么评估、上级关怀等历史背景所给予的产业地位、企业特殊发展历程所造就的独有地位、国家奖项及表彰堆积的行业信赖、行业协会领袖等等的特殊优势的形成、政府及军方采购等在企业背后的各种事实上的背书、深受上级领导欣赏的模式和路径带来的光环效应，企业所继承的其他综合产业优势等等类类这些更广泛的无形资产，说老实话到今天都未能形成更广泛的重视。

所以简单的说国有资产流失与否流失多寡，倒不如去更广泛的追溯国有企业是怎么炼成的，对应的国有资产是怎么形成的，给他们做个基因测序，这样就不至于用滴血认清或相貌推断法去臆测或盲判，进而对国有资产流失与否流失多寡，产生非常简单和直线的一些粗浅判断。

大家也猜得出来，我想讲的一个思路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国有资产是其背后活跃而庞大的国有资本缔造的，至少是所驱动的。国有资本造就了国有资产。要研究国有资产及其估值，必须把国有资本是什么，怎么运作，怎么产生价值说清楚。

从根子上来看，应该从马克思在19世纪下半年所著的皇皇巨著《资本论》说起，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近20年间，所困惑的是如何去揭示资本及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为资本背后最具主动性的推动者，资本家们和资本所带动的一大串利益相关者及利益代言人及中间各种掮客和附庸阶层们，是如何推动着资本去改造城市和农村，改造产业，改造生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整个社会运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为何工业革命带来了如此蓬勃的社会发展成就？而这个社会发展成就迅速转化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诞生，和由此被加速进化的阶级之间压迫现象、剥削现象的深入和常态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社会由奴隶制社会的少社会阶层的广泛劳动剥削，再到封建社会的较多社会阶层的多领域剥削，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千层饼式阶层，以及多维、多类、多态、多维、多角度剥削，这个发展（恶性进化）历程，资本是怎么做到的，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

所以马克思从毕生之所学所研究的核心皆是资本这样一个神秘的对象是怎么驾驭全世界的？事实上当时整个社会都试图揭示资本这个既推动繁荣又恶化社会的复杂两面性的力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歌德在他伟大的《浮士德》中所描写的摩菲斯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家乡的文艺界对资本这样一个特别对象的惊恐和质疑。而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则是资本所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中走出的科技怪兽。

二、资本的十大特性

在马克思伟大的研究中，个人以为其本质是发现了资本的十大特性（这是笔者在《资本论》基础上综合各种当代的研究总结而成的，笔者认为还是体现了马克思努力探究想揭示的奥秘和隐蔽的机理），就是因为资本有着如下十大特性，才如此剧烈强烈深刻、高动能高、冲击力地塑造、重构了资本所影响的这个世界。

(一) 资本的超媒介性

资本具有二象性，一方面资本本身就是媒介，当然狭义上的资本的媒介还需要经营资本的机构、经营资本的组织和制度。犹太人最了解这一点，银行家，资本家，包括后世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对此应更有感悟。广义地说，资本本身就是个媒介。

同时，资本又是与一切作用物能深入结合，并诞生巨大的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所以我们认为资本具有二象性，它已从一个一般等价物，万物之间的中介与翻译，万物之间的价值、价格、度量衡，万物之间交易的枢纽走向媒介与催化剂，两种性质并存。

我想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其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资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超媒介性，既是万物之间交易的媒介，又参与到了交易过程中，新功能、新价值、新价格、新用途、新渠道、新就业机会、新剩余利润、新成本、新资本利得的过程。

(二) 资本的高渗透性

资本的渗透和压强高到了可以把握一切机会，深入一切场景，围绕其进行各种逐利与围剿，以最卑微的方式挤进所有场景，最虔诚地参与再琐碎不过的各种过程，但在逐步获得主动权，乃至走向主导之后，就悍然改变该系统的性质，将该系统改造成服从于自我（资本）逻辑与意志的对象，从而完成对该系统的异化——将自我逻辑强有力向该系统输出，进而带来资本的复利现象和财富积聚现象。

这种高渗透性的资本具有关不住、锁不住、圈不住、拦不住、限制不住等一些非管制特征。也因此所有后世政府对资本的管制都是基于对资本的高渗透性。全球除了德国等少数国家允许资本混业经营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分业监管，就是因为混业可能带来的风险来自于资本最本质的基因，高渗透性。

(三) 资本的高融合性

资本还具有高融合性，资本能与万物融合，与一切事物、一切过程、一切场景、一切分配、一切财富参与、一切生产过程进行融合，而且这个融合永不停歇，永无止境。所以著名的好莱坞电影《资本永不停息》，其实也是创作者们对资本的高融合性（其实是高侵略性）的一个感叹。

而资本与所有事物的高融合性，使得资本不挑对象，不挑场合，能与世界的前沿、边界、风口浪尖等各种场景进行融合。所以研究资本的本质就是研究经济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哲学的本质。

《资本论》表面上在研究资本，其实在研究被资本异化、融合改造之后的世界。这个世界已非昨日可清晰分割的物理世界，它和资本融合且该融合不可逆以后，依然是个被异化极化杂质化的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研究与资本高度融合的，且该融合具有资本主动性、社会被动性特征的事情，格外具有启示，能昭示出未来世界的走向，以及对世界进行改良和改造的可能性。

(四) 资本强大的同化性

资本可以对其所面对的对象进行无差异化改造，将其自身的逻辑、原理、特性无阻隔地输入到对象当中，从而使得对象产生与资本同构，被资本改造和编辑，与资本共振趋同的特殊效果。换言之，资本就像是一个带着自身强大基因的病毒，它可以改变改造对象，可以将自身的内核传播至一个与它不同构、不同序列、不同系统的事物中，并改造后者。对资本的高同化性，我们需要格外警惕资本的作恶特征，可能携带病毒特征。

尽管资本有善良资本和作恶资本，有膨胀资本和善意资本，但是全球各国始终对经由资本家、个人意志、私人机构和少数通过利益扭结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及其生态圈所形成的资本合谋和共同价值取向，所控制的资本意图及利益的充满了十二万份警惕（尽管事实屡次证明我们还是把资本想的太好了）。换言之，在中国追求共同富裕之前，人类社会并没有一个共同愿景、集体梦想或崇高追求可以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改造或抑制。

不同的资本家、资产利得者，他们获取，积累，强化资本、获取复利、积聚财富的过程是高度不同的，摸索着千差万别的路径。在他们获取足够财富，并形成较稳定的资本追求，利益和地位之后，资本背后的逻辑会驾驭资产阶级使之服从于资本更大的价值和更凶狠的资本追逐，否则就被资本逐出及抛弃。

在资产阶级控制一个社会之后，再向其输入更崇高的观念，更广阔的关怀，更多层次的财富布局和更公共利益，更利他，利于社会时空观，更大格局的财富分配理念来试图改造及善意化资产阶级，显然是为时已晚且困难重重的。

也因此，全世界各国都对资本的高同化性，以及高同化性背后所积累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及资本的越来越强烈的演进性贪婪，攫取更多利益及更深入广泛的社会渗透，以及资本背后那些执念越来越强烈的资本控制者们格外警惕。

资本的高同化性，还往往意味着资本家们，尤其是掌握了足够资本的资本家们之间的利益同盟，会形成对社会改革、政治进步、公共利益、长远关怀、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尤其是对社会革命及其价值体系范式转换进行各种各样任性，歇斯底里的阻挠，抵制乃至破坏。

(五) 资本的高敏锐性

资本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具敏锐性的事物之一。资本具有价值发现、机会发现、资源发现、市场发现、价格发现、产品发现、创新发现、洼地发现、盲区发现、规律发现、边界发现、风险发现等独有的敏锐性，且立即对其进行高渗透、高融合、超媒介运作、同化运作，人类社会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事物能拥有如此复杂的特性。

(六) 资本的高进攻性

资本是一个非常善于进攻其他事物，因为它的超媒特征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同化性高敏锐性特征，这种进攻往往使得资本能走在社会的最前沿，能迅速而剧烈的发现社会改革的最高红利区，吃到头道汤，获取一次又一次的窗口效应，总是能把社会上的风口浪尖的机遇吃到嘴里，这是资本的高进攻性决定的。

在社会的所有部门，如果一个系统逐步到达平衡状态，所有部门的利润将会趋于平均，但是资本绝对不许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资本不断地会引导并购重组，占有他人时间，占有他人价值，占有信息不对称，占有价值被低估，占有科技成果被低估，占有个人价值被低估，占有资源价值被低估，占有资源的流动性被低估，占有改革进程被低估，占有发展潜能被低估等高价值领域或环节，并且通过驱动欲望、驱动攀比、驱动消费、驱动超前消费、驱动浪费型社会、驱动高逆差社会等方式，形成更快速的资产周转率，更快速的财富分配和更强劲的消费洼地等高进攻性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

高进攻性的资本通过赊销明天，超前消费，虚拟经济，缔造泡沫并使之估值合理化等等方式，对一个社会进行进攻改造，将社会改造成高消费型、浪费型、超前消费型的过程。而这种改造因其渗透性、融合性、同化性，进攻性，从而强势带动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化。

同时资本的高进攻性，还表达在将一切非资本逻辑、非高获利逻辑、非高股东价值逻辑的组织，改造成资本化组织，排除异己，改造异己，消灭异己是资本的高进攻性的核心特征。资本的高进攻性，还在于它与若干企业结合，与若干组织结合，将资本本身的逻辑，硬生生地与该企业原有逻辑进行嫁接，形成科学怪人，多头获利，多路径获利。

资本与军工结合，与科技结合，与城市化结合，与农业结合，与医疗结合，与教育结合，与艺术结合，与传媒结合，与体育结合，与托拉斯、辛迪加、康彩恩结合，与托拉斯，与资本俱乐部结合……一切结合背后都呈现了巨大的资本科学怪人、三头六臂、千臂千眼怪兽，人机一体牛霸等超级杂交超智化物种的诞生。

同时，资本的高进攻性还使得少数国家，组织与个人在掌握一般规律的同时，还能通过资本通道还能掌握非常规规律，特殊规律，扭曲现实世界，造就利我抑他世界，从而充分利用资本的各种特性，快乐而豪放的追逐利益。

(七) 资本的强社会塑造性

资本不仅可以塑造出从资本中获得最大利益的资产阶级，还能将整个社会塑造成由亲到疏、由近到远、由朋友到敌人的资产阶级及其多层次外围组织，由资产阶级、类资产阶级追捧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振的获利阶级，与资产阶级大部分利益一致的外围搭顺风车组织，以及社会松散合作组织，一直再到最外面的剥削对象。

资本不仅塑造了资产阶级，连带着资产阶级的外围生态，也一起塑造出来了一个千层饼似的社会阶层。

同时，意识形态的塑造也是资本的拿手好戏，资本天然会去表达它自己眼中的好恶，美与丑、高尚与低俗、高雅与庸俗、流行与落伍。

当然这里的这种判断，并不是客观的表达，只是资本强有力地用自身的强势地位，用掌握的话语权，用所放大的声音与意识形态输出能力所进行的表达。它可以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有利于资本逻辑的最大化塑造，因为资本所掌握的物质和对社会动员能力强大，使得它所讲的话，它的表达，它的追求能获得社会各个维度无远弗届无死角的最大化支持。

一旦资本进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非常糟糕的。而意识形态基础上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与扭曲，那对资本而言就是一蹴而就的事儿。

至于资本塑造产业那是它的本色演出，进一步来看，资本也会推进对社会进行塑造。社会的形态、结构、发展、运作特色、趋势、改革方向，都可以全方位被资本所影响。

资本还可以积极地影响经济，塑造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还会进一步塑造金融资本及其背后提供资本的管道与服务系统所构筑的金融体系，在某个时刻会上升到更广阔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一个国家的金融工程、金融体系，其背后绝对脱离不了资本的价值。

接下来资本还会影响乃至控制国家道路和国家制度的设计，选择及建设，实施。

所以揭示资本的强社会塑造性，资本对社会的选择，资本对社会基因序列的剪辑编辑、缔造能力，是马克思在漫长的岁月里艰苦投入如此巨大力量的精神动力源泉。

(八) 资本的超自组织性

资本还能改造自身所处的生态，甚至可以渗透乃至扭曲管理资本的权力阶层，争夺话语权，甚至对制约资本背后的国家制度、政体制度、国家治理体系进行渗透乃至扭曲，塑造。

所以，各个国家都对膨胀资本，对资本与政治的深度结合十分头痛，但并没有根本性的办法，这就是资本的超自组织性的泛滥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资本还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升级、自我繁衍、自我净化、自我变异等超自组织性特征。

换言之，资本永远会发育出马克思未发现，过去当下的专家学者家未发现，当今及未来社会始料未及的各种无中生有，突然涌现的全新陌生边缘特性，这就是资本的超自组织性，令人不得不警惕的影响与不确定性的根源。

(九) 资本的时空重塑性

所有资本对时空的把握与塑造是其核心奥秘，时间因其一维，单向流动特征所以被认为是最难以被管理的要素，而空间因其有不可移动性，也难以被管理。所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所有重大革命，所有新旧世界的跨越，都可以从对时间和空间的颠覆与重塑中找到其核心逻辑与机理。航海术如此，印刷术如此，国际货币如此，国际贸易体系如此，全球化与品牌如此，互联网如此，好莱坞亦如此，芯片战争如此，脱钩断链如此，试图遏制中国工业化进程拖慢中国发展十到二十年的拜登主义亦是如此，本质上最深刻、最持续、最剧烈，能实现对时空重塑的，是对重塑时控有主动性，谋划性，系统追求的大国国家资本与超联盟资本才能做到的。

资本对时间空间可以破坏、颠覆、解构、重塑、再构。今天的全球化与其说是国际分工理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范式切换理论造就了全球化，不如说是资本的推动，跨国公司和大资本们裹挟的各种力量，对全球的空间进行重塑，对不同企业背后的时间，不同企业所经营占有的资源，不同企业所塑造的产业地位进行重塑的各种异化的总和与集成。

让同一家跨国公司同时进入到上百个国度地区，针对差异化的法律、政治、文化、消费环境进行粗暴的工业化攻击，使其时尚产品和可控制的产品，工业化大规模进攻个性化市场，从而形成对不同区域市场的粗暴的削足适履式“对表”，把时间拨到全球统一，把本来差异很大的不同市场，粗暴的改造为千人一面。这种改造从某种角度会带来局部消费者的福祉，但是本质上会造就该企业的对社会的强大攫取与剥削能力，简单是来看是绝大部分利益相关者被剥削，少数市场及目标受众受益的非均衡剥削，只是其穷凶极恶在局部被媒体关注的所谓文明世界里表现的比较憨态可掬而已。

(十) 资本的反向塑造系统性

当社会系统阻拦阻碍资本发展时，不利于资本逻辑的表达时，资本可以反过来重塑系统，扭曲与改造系统，消除系统中制约资本发展的因素与制度，引导系统选择性进化，偏向化发展，引导资本进行不平等倾斜化布局。

因为在所有平衡布局，统筹多方利益乃至抑制资本过于强势的布局中，资本只能获取平均回报，这是资本收不了的。所以资本会报复性通过投机、创新、垄断，集结，联盟，扭曲政治，控制社会利益表达等各种手段来缔造不平衡、破原有平衡、制造新落差、制造系统颠覆性，放大系统破坏性等各种方法，来获取高回报，促进形成高回报的生态与制度，促进有利于自身的国家治理。

资本的这种穿越和自带虫洞特征，反过来就是对系统进行瓦解，进行破坏性重塑的重大力量。

三、从《资本论》到《21世纪资本论》

可以说，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揭示资本为什么这么凶悍地影响这个社会；新兴资产阶级为何在不同国度里会通过君主立宪制、暴力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多种方法，争取独立自由，来改造旧世界，塑造新世界。从进步意义上，他的力量放在那里，但是资本一经诞生，它的上述十个特性，就使得资本必然会走向阶级阶层板结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资本阶级越来越强势，国家治理中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与制度安排权越来越大。

资本一直试图控制政治，并往往能控制政治。

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本控制了政治以后，还会高渗透、高融合，高进攻性侵入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将整个系统改造成有利于资本发展，有利于资本获利，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单向自我增强系统，且这个改造几乎不可逆不可减速不可遏制。

这也是资本论的类“热力学”定律——资本对政治的渗透，在没有颠覆性力量的前提之下，将不可遏制，且控制力度渗透力度越来越大，哪怕直到社会被资本驱赶至“热寂”式灭亡，资本也就禀性难移。

马克思惊人的发现和揭示，还进一步揭示资本将会越来越贪婪，分配越来越集中，且资本对社会的进攻性会制造出很多因过于贪婪、非理性，众多贪婪个体的自发协同共振所缔造出巨大的社会产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就周期性经济病症及经济危机。

同时，由此所诞生的资产阶级，会自发的形成同仇敌忾的生态来对付所有有可能损害资本利益的社会变革、技术变革、政治变革、贸易变革、防务变革，发起各种阻挠与反变革，由此马克思也从更高意义上，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最终之道——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颠覆，改造，异化，并最终迭代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之后，西方社会一直想就马克思留下来的这份伟大的答卷进行再论述，再答辩。皮凯蒂做了一个踏实而努力的尝试——《21世纪资本论》，但皮凯蒂的所有思考都如此狭隘和局限，尽管穷尽一千多张图表和汗牛充栋的统计，他也只能仓促地、简单地来讨论资本主义深入骨髓的问题——资本主义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他的答案认真而笨拙——全面推进财富的二次、三次分配，但根本没有触及资本的灵魂——资本的作恶，资本对社会于国家治理的扭曲到底怎么解决？

不光如此，整个西方在资本主义失灵的焦虑中，一面歇斯底里地和中国等国家进行各种的碰瓷和纠缠，试图通过脱钩断链把发展中国家压制在打工仔阶层，为西方的生存质量和发展道路做铺路石和耗材。一面试图通过构筑碳税壁垒，制度认同壁垒，科技与房屋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最后还想把美元为核心的剥削全球的回旋镖进行智能化升级。

当然，历史上西方阵营国家内部也诞生了一些政党和组织，试图调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西方普遍的福利主义，英国的第三条路，北欧的社会主义，日本所谓的共利社会主义，也都是自以为能找着解决之道的各种探索。

2020年末，和拜登竞选总统失利的美国政治斗士桑德斯算是这方面独持己见的一个硬汉，被各界惊呼为社会主义代言人，其竞选主张可以看成是抨击和批评味道很尖锐的社会改造宣言，但仔细一分析其竞选纲领，就会发现出来一些口号外，其对美国种种资本主义病症到底怎么来解决，尤其是对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层板结化，经济危机周期化等问题如何解决其实没有触及。

西方焦虑的是，在不能进行对外剥削和全球掠夺背景下——新兴国家崛起，第三世界崛起，找不到足够的国家打工仔和剥削对象，而导致无法获取足够的全球剥削红利——社会福利体系崩塌，难以支撑原有国家道路。加之新兴国家崛起，原有的路径依赖必须打破，必须进行痛苦，坚决，强大，彻底的社会革命，但依附在原有路径上的强大的犹太资本、各种军工巨头、各种控制选票源头的巨无霸们已然和路径融为一体，拜登们特朗普们作为资本控制的牵线木偶其实是根本无法撼动线头背后的那伙人，甚至他们本来就是那伙人的追随者。

美国的国家道路能持续的前提，是必须用强有力的霸权手段维系各种形式的全球剥削，才能维系自身原有路径的低质量推进。任何对原有的剥削体系及价值掠夺体系所进行的扰动，都会被这个路径的巨大惯性及海量利益碾压的粉身碎骨，这就是美国发展路径不能持续但又不得不勉力持续，哪怕所有人都知道核动力印钞机的印钞是饮鸩止渴但怎么都停不下来的结构性矛盾，无法回避，没法解决。

皮凯蒂们对资本及社会财富的产生，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资本的生成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尽管《21世纪资本论》附有上千个图和表，但是其远远没达到看透本质、更不能给资本主义找出一条路，想超越马克思，想找到在旧系统中不停车状态下更换发动机的目的，皮凯蒂们还差一把火。

我想其本质是因为马克思在社会矛盾的分水岭上，在世界变化的转折期中，敏锐而深入地、天才地看见了资产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看到了资本的生成生产分配过程中的个人狂野欲望的释放与反噬，以及没有任何调和力量可以对其进行异化和改造的真相与悲凉。所以马克思的结论如此真理而质朴——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坛坛罐罐，直接重构共产主义，而不是对旧世界进行修修补补

但是皮凯蒂既不可能站到社会主义国家已取得的实践的立场上，看待这个宏大的、必须用更深刻社会变革才能解决的这一真相，也无法去除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一个缺陷，那就是资产阶级，尤其是核心资本家个人的意志与追求境界，使得资本被资本家意志异化和夺舍，并成为资本阶层渗透国家治理的利器。

所以只要未被充分制约的资本骨子里有自私，自我放大，自我增强基因的这个根子问题没触动，皮凯蒂们这种缠着裹脚布、穿着一步裙、戴着贞洁环，背着纠正器，套着枷锁板的马拉松或朝圣之旅，就注定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

反过来我们要站到皮凯蒂们没能解决问题的这个角度上，要讨论到底资本能不能被制约，这种制约需要怎样的结构？掌握资本的人，应当在何种社会结构引领之下，国家治理的安排之下，社会利益的统筹结构之中，如何合理的参与生产资料分配，生产关系构建，价值创造与财富分配，与整个社会进行怎样的共振，才能够避免今天的资本主义丧钟的敲响呢？

所有政府与组织都在探究，通过怎么样的共同远景与集体梦想建设，才能避免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资本主义短视与自私？

四、我们需要一部《国有资本论》

问题问到这里，我们提前揭示答案——要解决如何在更大的层面上，更广阔的时空上，更庞大的利益上，经由某种社会治理工程或系统调和出某种共同愿景、集体梦想来制约资本的恶，发现资本的善的这一问题，必须要启动国有资本的引领与带动作用。

那么，怎么界定国有资本呢？是不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就是国有资本，是不是地方财政的资本就是国有资本，答案是它们都算国有资本，但这些只是国有资本的一部分而已。

广泛来看，国有资本起码包含这些对象：国家的雄心，综合资源禀赋，发展潜力，国家可突破的障碍与制约可能带来的发展空间，国家可动员的各种资源，国家竞争力，国家关系与国际环境，国家的战略与发展规划；政府职能，执政效率，公共产品及资源动员能力；政府规划与政策可为地方发展所做的创新突破；国有资源的资本化；政府采购，其他非标转标的资源资产经营；政府特殊目的衍生品权；国有资产的使用与流动的顶层设计；围绕非标产权的泛产权交易体系；金融，工业与商业资本；生态与农业资本；自然资源资本；知识产权资本；科创及数据资本。

国家所有的能动性，国家所有的可动员资源皆可纳入国有资本的范畴，一个国家越大越强，其所对应的国有资本的类型与形态就越浩瀚，甚至有很多类型与形态是小国无法企及乃至无法想象的。国与国之间的可动员国有资本总量的差异远远超过了其GDP排名及科技实力，开放与营商环境等评比排名之间的差距。

当然国有资本天然的和该国的政治体制，国家战略与道路选择，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政府运作，国有资本管理及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

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既要获得资本自由化发展的红利，又想获得资本治理化的好处，甘蔗没有两头甜，世界不能不辩证。

所以，说一个国家制度好坏，道路优劣时，不能看一时一地，要系统，完整，大时空的看。甚至我从西方备受尊崇的国家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就中国道路的价值与前景对西方社会的各种警告中也品出了对中国社会动员能力这一根本优势的肯定。

针对制约与引领社会资本这一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在国有资本的引导之下，形成一个以全维度国有资本引领、带动、接续、协作为核心，社会资本团结在国有资本周围，通过国有资本对国家意图、国家战略、国家竞争力、国家产业结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延伸与实体化、具象化，工程化，项目化。不仅服务社会，也给社会资本缔造足够浩瀚的投资机会和空间，缔造足够辽远的投资深度和想象力，缔造足够共振的互惠，互促，互信空间。

尤其是要跳出先经济危机后发展机会，先污染后治理，先过剩后整合，先破坏后重建的资本主义式发展路径，走出一条顶层设计、前瞻千年的大格局、新路径。

当然，这不妨碍社会资本有自己的意志，做自身利益指向的事情。但在国有资本引领之下的这些投资机会与空间，往往具有长周期，风险可控，算大账，主动且系统塑造未来，缔造超大系统产业及经济结构等特征，故而不同的社会资本会根据自己的情况与理解进行不同的选择。

一般来说，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却不再相信大而不倒的社会资本，大抵会选择与国有资本共振。

为了更好地阐述问题，我们进一步把国有资本分为广义国有资本和狭义国有资本。

广义国有资本包括：政治资本，治理资本，改革资本，政府责任与服务资本，经济社会建设综合资本，社会发展促进与服务资本，产业促进资本，国有资本形态。

狭义国有资本包括：政治资本，改革红利，规划与制度资本，政府资源资本，要素资本，货币资本（资金、票据、证券、财政背书与承诺、收益权、现金流等），结合着管理资本（管理模式、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经营资本（品牌、资源、运营能力、供应链、产业链、生态圈），人力资本（企业家、科研工作者、职业经理人），创新资本（科技、知识产权、创新体系与能力），远见资本（未来研究、趋势发展、规律揭示与未来塑造），特殊优势资本（制度、创新、扶持、试点、特许、专营、资质、地位、通道、平台、资源），产业资本，数字资本，创新资本，知识产权资本。

如何经营国有资本呢？领导关切经营、政治红利经营、开放红利经营、区域重构经营、产业布局经营、资源及禀赋经营、政商关系经营、发展生态经营、政策经营、利好经营、其他或然性经营。显然，国有资本经营重点利用领导关切，政治红利，开放红利，通过种种办法，把这类政治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我们在这方面还有无限发展空间。

把全部国有资本作为管理对象，既有极强的渗透性，更有极强的带动力，既能从更高高度上思考全生产要素生产力，还能从治理，政府功能，改革，区域发展等顶层设计上去从根子上去植入国有资本思维，注入有利于国有资本流动，配置，运营的制度和规划，从而从全局性和根源上去经营好国有资本。

国有资本决定国有资产配置，国有资本的形态与格局决定了国有资产的内在价值构成，弄明白了国有资本的结构，系统与机理，价值创造路径后就不能理解活生生，立体的国有资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可以怎么评估其价值，尤其是其隐蔽而特殊的若干资产到底怎么给予估值？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有马克思的巨著，有皮凯蒂的不尽如人意的探索，但是整个社会还欠一本《国有资本论》，来把这一切说清楚。

贰｜国有资本到底是怎么构成的?

中国已然推进了“狂飙为我从天而降”式的千年大计，以及拥抱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变革。但不得不说，即使这样的变革走到今天了，我们仍然能难以说清楚——中国为什么强，为什么取得这样的成就，为什么未来还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以及为什么时间在我们这一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国有资本体系

我想，这一切是因为我们今天还缺少一个理论体系及框架，说明在中国由民营企业家们，由改制以后的企业家们，由大量的机构、社会资本所推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整个社会财富的生产结构、生产过程、分配过程背后，在社会资本的背后，有一个大框架——国有资本体系，在积极运作与繁忙的对接，综合服务与集结各种资本与要素，作为骨干力量引导落实国家战略与各种部署，引导国有与社会资本融合体系，驱动社会资本。

正是国有资本体系，使得中国的社会资本，既构成整个中国社会道路的国家路径的组成部分，又使得中国的社会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与国家的追求是同频共振，与国家的利益是协调的。

既不会造成短期财富过于集中，阶层板结化，膨胀资本影响政治，又不会造成长期的资本逻辑、资本意志，妨碍整个社会形成远见。

既形成对全球治理、全球事务的担当，又形成对国家追求、国家发展的短中长期结合的接力棒式投资链条。

国有资本引领下的社会资本，因为与国家发展共振，不会因规避风险而去回避国际竞争，不会漠视全球关系重新构建过程中的矛盾与变局，不会因西方的脱钩断链盲动与中国威胁论及其衍生理论的滥觞而闭关锁国，从而导致中国“卡脖子”问题越来越严重等一系列恶性问题的发生及放大。

本质的说，在社会资本之上构建具有引领，导向，促进，协调，互动，对话，分享功能的国有资本，是旨在构建一个围绕国家战略，围绕短中长期投资与科创布局，围绕五位一体建设，围绕整个社会的多系统多部门共同进步的更大的引领性社会合作结构——一个对话与战略引导机制。

社会资本在整个社会财富产生的量上来看是大头，但是如果追溯其产生的原因和所产生的力量，背后还应有更深刻的国有资本作为龙骨，作为脊梁，作为底层架构，作为信号发生器，作为改革先发者，作为长线投资者，作为战略与创新示范者，作为改革与突破的破局者，作为无人区引领者，作为不确定性的压舱石，作为超级风险的战略解决者。

一句话国有资本在本质上就是社会资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危难时挺身而出，繁花似锦时藏在人海中默默祝福。西方刻意企图撕裂党与人民的关系，搅动各阶层矛盾，社会矛盾的背后的种种阴暗龌龊的算计，中国的社会资本们一定要看清，国有资本本质上不是围绕着资本利益最大化，国家要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标准就是国有资本是否最大化带动了善意社会资本参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资本挣大钱。而国有资本则在此时默默转身去拓展更遥远、更未来、风险更不可测的新科技、新模式、新产业亮点、新发展领域，功成而不居。

也唯有如此，国有资本才可以推动社会资本去进行更广泛的分配，更多层次的分配，更长链条的分配，以及从骨子里面就构筑共同富裕的逻辑和结构。

二、广义国有资本的七个维度

我们要揭示国有资本到底有哪些构成，它是怎么形成的？我以为国有资本可以分为广义国有资本和狭义国有资本。

广义国有资本是从国家属性和国家运作意义上所理解的，一个国家方方面面可以作为资源和要素，投入到国家运作中去的各种权力、职能、行为、设施、资源的总和。

相对应的，狭义国有资本就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其战略过程中，对政府的各种资源，如何应用于经济社会建设的各种转化与促进。

广义国有资本包含七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政治资本；

第二个维度，治理资本；

第三个维度，改革资本；

第四个维度，政府责任与服务资本；

第五个维度，经济社会建设综合资本；

第六个维度，社会发展促进与服务资本；

第七个维度，产业促进资本。

(一) 政治资本

一个国家是否有国家制度优势，这是我们对政治资本最直观的感受。中国越来越体现出它的政治资本优势，既表现在他的举国之力——办大事的社会资源的强有力靶向动员能力；也表现在国家有信仰、人民有依靠、人民有信仰、国家有方向、社会有目标、发展有步骤的国家道路选择问题。在政治资本上，国家的权力分配，社会各阶层在权力中的地位，政党对国家事务、权力道路、理论选择上的作用，国家体制的整体选择，道路的选择与创新，国家发展理论的选择、优化、突破与创新，都属于国家政治优势的根本来源。

中国国家道路的政治资本的根源，既在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又在于发展出来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合，形成了既普世，又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又与中国的时代背景结合，又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结合，又与全球的发展矛盾结合，又与全球的新趋势、新格局、新动能、新变革深入结合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指导经由强大的党务、政务系统，能落实到网格终端。

可以说，如此垂直、深入、高效、高动员能力、高到达率、高理念统一性的指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来看，都是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甚至具有唯一性。

而中国政治资本的两个外部表现，四个自信与四个全面，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政治资本的高动员率、高到达率、高传导性、高引领性，这种政治资本还包含了持续自我革命和不断优化先进理论引领——这样两个自我净化的引擎。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资本更多地表达在对国际治理的参与，对国际联盟体系的引领，对国家关系及国家间阵营的打造，从退群到不断的建私群、建小群、建多层次的防务与价值链小圈子，这是美国极力发挥它的政治资本的使然，包括构筑全球性的金融、防务、科技、规则等四个维度的联盟体系。

但是美国优先，以及美国必须通过贸易体系，制造逆差来发钞，再通过搞乱他国，将超发的美钞回收到本土资本市场体系内来，从而推动其资本市场虚假繁荣的这一以邻为壑，无差别以全世界为壑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劣根性所决定的恶劣行径，本质上决定了美国必须剥削与它紧密进行贸易往来的每一个国家，才能填补堵不完的千疮百孔般的路径弊端。

所以美国的联盟体系注定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战略性同盟，它只能阶段性制造外部威胁，缔造攻击性红利并在小圈子不均匀式分赃以维系其运作，所以其不能长远运作更不要进行进化及持续优化。

美国的政治资本随着它的道义破产，随着美式路径不被信仰，随着他的国家所能动员的各种手段和资源大牌出尽，满把小牌碎牌。即使加上盘外招，也是强弩之末了，它的政治资本已然不能够获得靠意淫维系的竞争胜利。

(二) 治理资本

治理资本包含规则、法律、安全、防务、市场经济、金融、产业、科技、贸易、社会、民生、文化、城市、农村等多个方面。中国的治理资本还包含中国在五年规划上，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产业、科技、社会多个周期的共振，以五年为周期的不断共振。当然中国的治理资本还包含近些年通过空间规划，跨区域规划，促进要素的流动配置，促进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上的促进，打造出独有的治理资本。

在治理资本中，中国目前形成了多层次国家治理体系，有广义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由全球治理、洲际治理、政党治理、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治理、国家发展动能治理、机构与组织治理、城市治理、农村治理等八个层面展开。

再往后退一点看，中国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改革、治理的领导与组织也越来越自信，手上可打的牌越来越多。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只是我们初步打出来的牌。

那下一步我们的社会治理还将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会怎样带动社会的高效、绿色、智慧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三) 改革资本

举凡现代化、数字化、法制化的各种改革，包括未来的大量的各种改革方式，都将极大程度地推动改革资本的多样化。在改革上中国已经形成了顶层设计与有序推进、问题导向的改革观，“顶层设计+系统改革+结构改革+制度改革+治理改革+靶向改革+局部改革+基层改革+问题导向改革+倒逼改革+试错式改革+盲区改革+赛马式改革+并行改革+复合式改革”等综合手段，使得中国形成了独有的改革观、改革体系，这是社会各界都不得不承认的。

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形成了改革理论不断突破，改革政策全面供给，改革领导体制和债务改革管理持续深化，改革能力能力不断构筑，改革路径持续优化这样的全体系的改革观。

中国的改革资本变成了对社会问题最敏锐的出动，对社会痛点塞点最靶向的攻击，对社会积累的难题焦点问题进行多维度探索、多方向试点，集中成果以后，总结出好的路径以后，大规模推进等多种方式。

可以说，改革资本使中国在全球范围里可以远超在其他地方之上，而且不光是在改革资本中突出基层首创，我们对地方基础单元，网格单元由下而上的产生创新、产生制度、产生试点、产生突破，有最大化的社会支持和包容。

同时，我们对各种借鉴、学习、参考、复制、放大和综合应用集成也有足够开放的胸襟。改革资本已然成为中国推动国家发展驱动社会革命，驱动产业革命，驱动社会发展方式革命，驱动中国与国际构筑新型关系革命的重要抓手。

(四) 政府责任服务资本

在政府责任与服务资本中，中国作为全世界罕见的唯一的无限责任政府，从基建、农田水利、政府服务、社会治理、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政府资源、社会资源、综合管理、环保、生态治理、营商环境、宜居环境、产业环境、创新环境、培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民生促进、社会事务管理、城市管理、农村管理、科教文卫管理、公共产品打造，全方位缔造宜居、宜业、宜创、宜游的综合发展环境。

这种资本获得的营商环境及生活环境的竞争力是不言而喻的。

(五) 经济社会建设综合资本

中国通过产业政策推出、产业结构打造、区域发展促进、转移支付、产业培育、基础价格、市场体系交易、多层次资本市场、市场秩序、市场活力双循环等多种方式，来促进经济社会建设，形成政府公权力、政府能力、政府对各种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建设之间的直通车效应。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党地位和政党本身就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一政治优势的深入体现。

中国共产党它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它甚至就是中国选贤良体制，把优秀的人选出来来执政，将这样的思考的落实。它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政党，它就是把最优秀的人选出来，来执政的一种促进真正的精英治理的社会制度。

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秉持它的初心与使命，通过四个全面引领全国的四个自信，一直保持着它的先进性，持续革命特征。

通过“党领导一切”及国家治理体系的总设计者这一角色，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着整个社会各种资本的参与生产、分配过程，也唯有这样一个以全体人民为关怀对象，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为关怀对象，以中国在未来的千年发展利益为关怀对象的政党，才能够对社会资本进行积极地改造与引领，促使共同富裕的产生。

(六) 社会发展的促进与服务

全社会的有关于社会发展的各种理论，意识形态、科创教育、人口素质、创业环境文化、区域发展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侧结构性改革、各类高地洼地的建设，都统筹在五位一体建设这个总体布局之下，形成了社会发展促进与服务，它是整个社会往前走的重大动能。而建设五位一体是发生在全国由上到下的垂直共振体系中，有共同理念，共同愿景。也因此社会发展促进服务，最终与社会资本融合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它是服务于共同富裕。

(七) 产业促进资本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形成各种各样的产业促进资本，通过产业规划、产业扶持、产业结构、产业安全、产业控制力、产业链管理、供应链管理、供应链安全、供应链控制力、要素供给、政策供给、动能供给、创新供给、国家优势供给、公共资源供给、地位与优先续供给，以及国家综合服务向产业的靶向供给和个别企业的优先续供给，综合形成了产业资本。

以上七个维度的广义资本，即是落实国家治理的手段与工具，更是中国优势与中国道路的终端与友好界面。

三、狭义国有资本

在广义国有资本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大家容易理解，在方方面面可以接触得到，比较直观的狭义国有资本，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 狭义国有资本有多种具体形态

1、政治资本：政治资源，国家战略，区域优势与禀赋，改革开放；

2、改革红利：改革理念，各种改革政策，改革部署，试点与创新，改革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创新与探索，容错；

3、规划与制度资本：规划突破，区域与产业规划，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

4、政府资源资本：如政府职能，公共产品及资源动员能力，政府规划与政策可为地方发展所做的创新突破，特许与配额，人体生物资源经营权等权力，信号权，频道权等资源占有权的政府经营；政府采购，其他非标转标的资源资产经营；政府特殊目的衍生品权——长三角创新币；国有资产的使用与流动的顶层设计——必然G60科创带；围绕非标产权的泛产权交易体系；

5、要素资本：区位，资源，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6、货币资本：资金、票据、证券、财政背书与承诺、收益权、现金流等）；

7、管理资本：管理模式、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

8、经营资本：品牌、资源、运营能力、供应链、产业链、生态圈）；

9、人力资本：企业家、科研工作者、职业经理人；

10、创新资本：科技、知识产权、创新体系与能力；

11、远见资本：未来研究、趋势发展、规律揭示与未来塑造；

12、特殊优势资本（制度、创新、扶持、试点、特许、专营、资质、地位、通道、平台、资源）、货币资本、管理资本、经营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资本、远见资本、特殊优势资本等；

13、产业资本：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超边界资本；

14、数字资本；比如国家数字化战略，新一代互联网，数字化安全管理，数字化底座，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标准与产业管制，数字化硬件产业，数字化应用，数字化科技体系搭建等。

15、创新资本；科创产业战略，多层次金融市场，自然可虚基金，引领基金与国家产业基金，科技产业服务， 经开区，高新区与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教育体系及科研经费管理，科创创新体系。

16、知识产权资本：国家科创竞争力，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知识产权战略，科创成功的产业化，科技情报与交易体系， 科创生态与开放化。

以上种种狭义国有资本形态，是围绕国家和区域战略进行布局，把中央与地方政府所挖掘，交易和配置的各种国有资本，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些企业的货币以外的大家模模糊糊觉得参与的价值创造，但不知道是不是国有资本的事物做了一个集中罗列，大致包含了主要的狭义国有资本形态。

这里为了不那么艰涩，我们进一步讨论狭义的国有资本的布局与管理，但广义国有资本——涉及国家道路、体制、制度、公权力、公共产品、产业管制与改革、社会治理与运营的国有资本的本文暂不涉及。

下面我们来探讨下狭义的国有资本到底能干什么，怎样进行布局与管理。

(二) 狭义国有资本的布局与管理

管好具象的国有资本，不光是拿着国有的钱去投资和布局，更是拿着国有的货币资本（资金、票据、证券、财政背书与承诺、收益权、现金流等），结合着管理资本（管理模式、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经营资本（品牌、资源、运营能力、供应链、产业链、生态圈），人力资本（企业家、科研工作者、职业经理人），创新资本（科技、知识产权、创新体系与能力），远见资本（未来研究、趋势发展、规律揭示与未来塑造），特殊优势资本（制度、创新、扶持、试点、特许、专营、资质、地位、通道、平台、资源）等多种广义资本去围绕国家和区域战略进行布局。

1、国有资本可以成为：核心企业，供应链及产业链控制者，生态链控制者，股东，基金，投行，供应链伙伴，产业链伙伴，生态圈伙伴，各类经开区管委会，商帮盟友，各类联盟伙伴，协会成员，非盈利性组织，各类利益分享朋友圈，服务伙伴群，协作与外围企业，各类平台（互联网、科创、金融服务、产学研协作、创客）合作者、孵化器、科技资源掌控者与共享者、贸易伙伴等多种形态。

2、国有资本还可以成为：贸易推动者、理论研究者、国际化促进者、创新驱动与引领者、服务平台、协会推动者等类社会组织角色。

3、国有资本更可能在行政与市场之间，作为早期非市场化耕耘者、政府功能代替者、非市场化边缘功能补偿者、开放建设模式的开创者等复杂角色。

4、管资本还有一重概念，不断推进“资源—资产—证券化—投资”循环。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以下这个图来展示国有资本如何作用于经济社会建设：

四、国有资本的六个力量

中央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的六个力量，它是通过这六个力量促成了国有企业可以引领带动社会发展——

1、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2、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3、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4、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

5、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6、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五、国有资本的七大作用

国有资本是社会资本之上的一个更高层的更核心的资本，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共同构成整个全中国的一个资本力量。这里面的引领者、带动者、驱动者一直是国有资本，进一步来看，国有资本还在以上的基础之上发挥了七个社会资本高度需要、但自身解决不了的作用。

1、针对市场化的支撑、推动、促进作用——培育市场化主体；

2、针对盲区的先锋、引领、稳定作用——高风险投资；

3、针对改革的突破、探索、引路作用——改革，闯关带头；

4、针对创新的开创、试错、开辟作用——创新前瞻投资，布局；

5、针对民生的承担、兜底、保障作用——公益，兜底投资；

6、针对市场的补偿、调节、补充作用——政府职能企业化；

7、针对引领的错配、前瞻、布局作用——长线，战略探索。

这七大作用非常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有资本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到底构建了怎么样的一个深刻深入有价值的一种关系。

以上探讨，大概可以说明白为什么国有企业能够更好的直接和带动社会资本，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认为国有资本它在不同的范围和尺度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总之，国有资本是一个特别适应于算大账，缔造新结构的对象，越是课题大，范围广，时间长，难以短期内获利，国有资本的作用就越是明显。

如在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合作上可以做的工作而论，国有资本独有的前瞻性，引领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无人区早期投资，催熟产业环境后为社会资本的接棒做好铺垫的特征十分突出。

六、国有资本是怎样形成的

到这里，我们大概说清楚了，国有资本是怎么回事。大家可能还要问，到底国有资本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认为，国有资本是一个国家在发展，在努力探索自身的道路，在为全民谋福祉，构筑全球竞争力，参与全球的重大话题，积极推动自身及全民的福祉，进一步争取解决若干国际问题，甚至站在更高高度上来解决全球关键问题的担当过程中，有意识地、自觉地发展出来的一种对外有竞争力、横向有比较优势、纵向来看有进步性，针对自身的若干追求目标有导向性、靶向、支持性，能够最大化地把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区位、政治传统，综合表达为国家竞争力的一套主动建设所形成的各种制度和成果的集成。

1、国有资本是自觉的产物；

2、国有资本是国家带着发展和探索的思路的产物；

3、国有资本是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产物；

4、国有资本是一个主动将国家的方方面面的基础与存量转化为优势的体系；

5、国有资本是持续在进步，持续在进化的体系。

更深刻地讲，国有资本的背后有更大的背景，我们一会儿会专门展开有关国家方法论的探讨。

七、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夹层——国有与社会资本融合体系

如果深入的探究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会在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发现一个夹层，那就是被社会过去遗忘的一类资本，实在难以描述它是什么。我把它叫国有与社会资本融合体系，其包含：

(一) 信仰与思潮。整个社会的信心，希望对政府的信赖，人民群众的信仰，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上洋溢着的价值观与思潮，整个社会上流行和推进的各种追求，综合在一起组成的，就是信心与思潮。

(二) 整个社会的发展潜力。国家治理，国家的开放体系，国家的改革体系，国家的消费能力，国家的科创，对危机与问题的解决，共同构成国家的发展潜力。对潜力的挖掘、管理、转化，是国家潜力得以表达的关键。小国与大国最大的不同不在于体量大小，而在于潜力大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加坡和以色列的成功，是成功地将其发展潜力最大化，而非仅仅是获得其他的常规发展。

(三) 对社会各种红利的管理。人口红利、社会红利、城市红利、农村红利、生态红利、环境红利、政治红利、文化红利、改革红利、区域红利，各种潜在的未被用足可待充分发挥的要素，以及可视为更广泛要素的对象，都带着它的巨量红利，整个社会如何对它进行有效管理？

(四) 各种动能。传统上，中国的动能就是三驾马车，现在我们更进一步把动能放到了供给侧、高质量、科创、双循环、双碳等全新的动能上来。

(五) 社会运作。通过五位一体、四个自信等社会运作，蕴含着整个城市、整个社会敢消费、能消费、追求美好生活、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社会总体态势。这就是一系列可利用可动员的要素与资源。进博会也好，各种各样的开放也好，我们看得到的令人艳羡的内需能量也好，背后都展现为一种可以被进一步管理嫁接的资本。

(六) 创业与营商环境。

(七) 文化与传统优势。东亚儒家文明圈的文化与传统优势，在新的内需时代，科创时代，在国家高竞争力时代下，愈发展现出它难以企及的优势，其家庭观、传承观、教育观等文化优势正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以家庭文化为核心的家风，家庭传承，家庭的资本与文化道德的传承，综合传承，将缔造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优势。

(八) 社会发展成果所呈现的综合优势，对社会发展现阶段社会发展成果的再利用，再出发。

(九) 创新与改革推动的各种新趋势，实现正在酝酿的新趋势、新思潮、新方向、新路径、新动能，以及各种对应的可能性，才是国有与社会资本融合体系背后最大的东西。

经过这个版图，我们发现以国有资本为牵引，以国有与社会资本融合体系为粘合剂，以大量的社会资本为支撑的国家综合资本运作，资本的参与、生产、分配的全景图，豁然展开在我们面前。唯有这样的大格局，才可以说明中国的成功到底是为什么，中国的优势到底来自于哪些方面。

叁｜国有资本与国家方法论的关系

国有资本从骨子里面来源于国家方法论，是国家的一个思考，主动作为道路选择与布局，缔造了它会产生相应的国有资本。这套国有资本会有效的带动国家发展，以国有的意志为导向，以国有资本为抓手，释放出国有资产，引领着社会资本综合达到国家的谋划。

一、中国国家方法论核心特征是建设确定性（团结、共识、共振、共建、共享）

1、构建开放、进步、友好、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

2、使命担当，独立自主，广泛团结合作，主动保持国家道路的确定性；

3、通过良政善治的政治格局的始终如一，获得信赖和支持；

4、多边主义，开放合作，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5、“双循环+自主+合作+斗争+底线”的国际关系构建；

6、以“和平崛起+命运共同体+国际治理体系”为核心的高确定性获取信赖及道义高度；

7、具有发展国家关系及多种合作的体系及方法；

8、形成获取和平红利、开放红利、科创红利，以及变革红利的运作格局。

二、西方的国家方法论，主要可以归结为打造不确定性：

1、构建并控制全球治理规则的多重标准驾驭能力；

2、主动保持国家道路的不确定性；

3、利用自身的党争政治的路线摇摆来收割利益；

4、按多个层次构建动态盟友及利益格局；

5、按多个层次构建敌人及攻防格局；

6、用可控混乱的制造获取领导力；

7、具有输出危机及不确定性的体系及方法；

8、形成乱中获利，危机中更强的运作格局。

三、国有资本布局必须深入反映国家战略，国家道路与方法论，必须是用一个高度体现战略的意图去引领国有与社会资本融合体系、打造并领导这个结构。

任何时候私人资本再广阔的胸襟，再浩瀚的追求，都不可能上升到国家高度，与国家利益共振，只参考到国家安全，又深刻体现国家的追求与竞争力，打造国有资本的引领性、抓手性，在整个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一种情况下，国有资本的重要性才会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社会资本本身控制了政治，社会资本通过控制政治，将自身思路反向灌输给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思路利益与社会资本高度一致。只有这个情况下，国家资本才会退到隐形和看不见。

所以，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也去发现国家资本，这事实上已超越时代和超越系统。

但是，当沿着《资本论》的思考，我们不仅把自己带入到《资本论》思考的那些问题中去，更带着如何解决问题的突破性思维进来，且我们身边就有中国的伟大实践。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国有资本驱动着国有与社会资本融合体系，引领着社会资本的这一结构，可能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

肆｜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的关系

一、国有资产是个比较通常的概念

从骨子里来理解，国有资本更多的是意图布局，政府作为国家层面的谋划与布局。当这些谋划与布局深入到产业端，落实为产业政策、产业布局、产业引领的时候，国有资本会将国家意志、国家所掌握的要素、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国家的政策、国家对特殊事物的特事特办、政策的靶向供给、资源的靶向供给、各种要素的倾斜供给，综合在一起，落实成为国有资产。

刚才我们也探究了，国有资本会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形态，有政策，有规划，有公共产品，有政府部门，有服务窗口，有职能，有协会，有NGO，有工作领导小组，有对话平台，有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但是不要忘记了，国有资本还会进一步表达为直接参与产业的金融机构、基金、科创机构、早期服务机构、协会、论坛、峰会、供应链、产业园区、产业联盟、产业协作组织、产学研联合体、债务股权，以及国有企业。

这样一来，从国有资本转化为国有企业的路径，就格外清晰了，就这样形成了国有资本的广泛布局。对应着多样化的布局形态，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到底什么是国有资产，我们研究国有资产最终上升到国有资本的更高级形态——全域国有资产。我们就知道了国有资本其中一块会转化成狭义国有资产，但还有很多国有资本会转化为广义国有资产——全域国有资产，一个社会真正广义的、大量的是全域国有资产。

二、全域国有资产

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全域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太浩瀚了，只对应于国有资产的话一定是挂一漏万，所以用全域国有资产来对应的探讨，应当是恰当的。

深入地看，还会发现，全域国有资产其从更原始的资源状态到对其经营，再到对全域国有资产的证券化，这是过去国资系统探讨得不够深入的一个对象。

三、全域国有资产与全域国有资产的证券化

四、全域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多个路径

五、如何形成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合理关系

各地的改革如火如荼，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一方面积极有为大开大合，在政府机构改革职能的优化，政府把手上的各种改革开放的抓手用足用好，把各类高地用足用好，把政府的公权力、政策设计、规划制定，都聚焦到经济社会发展上来。可以说，各地都意识到了国有资本的有效安排，国有资本的自觉安排、系统性安排，构筑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之间的有效关系，构筑国有资本与与社会资本之间高度融合的和谐关系，二者之间的融合结构和良性互动，至为关键。

全国看下来，怎么把有为政府高屋建瓴的大谋划，转化为积极的国有资本布局，全域的国有资产综合管理，以及形成奋发有为的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间的和谐关系，当下全国都探索在各种各样的路径。

有些省就是招商一招使到底；有的省已经迷信在混改上不能自拔；有的省把产业基金当成了救命稻草；有些省把上市公司当成了独门秘籍；有些省恨不得抱在央企的腿上，好风凭借力，省部合作带我发展；有些省份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交好社会各界资本；有些省抓住几个重大产业，不管是不是与隔壁省份竞争，先搞起来再说；有些省在一些战区科创领域上砸下重金，先有了，先大了再说。

在新时代下，我们看得见的一些问题也都出来了，也因此全社会在呼唤，我们要构筑合理有效的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关系。

伍｜国有资产的交易与管理

一、国有资产的交易

国有资产并不总是唯一持有在国有出资人手上，为了使国有资产与先进生产力进行高效融合、优结构融合，我们会促进国有资产的流动，通过混改、上市、合作，包括改制等手法，也会通过产业基金、股权债务、产学研合作、有形加无形资产，组建产业链，推进链长制，探索产业+科创，企业+园区，上市公司+基金等多种方式，与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合作。

国有资本通过一个交易体系，恰当地对它估值以后，只要社会资本合作方给予的价值评估、按照所认可的公允价值投资、对特殊资产进行相对合理的评估或授权使用，这个交易就没问题。

但是问题就在于，历史上我们有些改制及资产处置过程中的资产评估，不管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更不要说特殊资产，其中是有一些瑕疵。且不说交易的模式选择，上下其手的空间大小，各类资产的价值认定上下幅度大小，各种历史问题的解决难易，后续合作者需要付出的显性和隐性成本多寡，其中的尺度拿捏我们不要说百分之百准确，能不能做到被合理监督，被合理审计及后评价，能不能经得起后续追责，这些事今天不拿出来，不意味着这些事不存在。

一句话，交易资产的评估存在重大争议，交易的出资存在重大争议，交易者资金来源存在重大争议，特殊资产的评估价值过低乃至未评估的，存在重大诉讼，交易利益相关者参与操作的空间过大，交易审批者操作空间过大等情况有必要拿出来再审视一下。

笔者主张不再追究那些因历史环境和合理的客观因素导致资产评估及交易过程，乃至交易后各种社会问题处理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瑕疵。

二、国有资产交易的管理

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在它的国有资产进行交易过程中，仍然要去认真看待这个国有资产中还蕴含着哪些国有资本，还有哪些潜在的国有资本参与了该企业重要的价值创造，但是没被识别出来的，未被评估的价值，未被计量的资产，未被公允给予估值的特殊资产，这才是社会最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再回忆一下狭义国有资本的阐述：

立即，我们会发现这些狭义国有资本当中，有一些其实是附着在企业经营的深处：

1、狭义国有资本多年投入所堆积而成的某些特殊优势——如产业地位；

2、竞争格局中的优势、标准、权威、习惯、认可、信赖、看法、印象；

3、某个模式的提出，某种理论的占有，著名的企业家或科学家；

4、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事件，领导人的关怀，协会地位，新闻报道，社会舆论综合而成的光环效应等等。

这些因素仍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有时候是很长时间）发现难以忽略的作用，乃至产生巨大优势，表达为市场竞争中的强势，和对竞争对手的可比优势。

但在改制过程中，这些特殊因素往往并未被评估。

因为没有一个资产评估理念能够先验地提出国有资本理应被评估，全球的资产交易与定价都是在所谓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内，中国这种特殊体制及其国有资本的形成，是没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可以指导的。

这种难以被度量的特殊优势，我们通常以为可以通过公允评估基础上的业务分拆，内部创新，特殊资产授权使用，特殊资产弹性资本化计价，拍卖、竞价、产权市场价格发现等手段，来实现其对价。

很可惜，现实中，越是圈子里，越是内部人，越高度理解这种特殊优势；越是外部人，越是圈子以外的人，越难以理解这种和企业发展历程、经营探索、特殊经验、自有资产及经营特色融合在一起的特殊优势。

于是乎，溢价与否，溢价多寡，就是一个良心账了。

是的，我们不该把这个特殊优势泛化，但有些格外突出的，不可再造的，难以企及的，非一即二的，顶尖的，独占的，类似垄断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难以被超越竞争力的特殊优势，也可以叫做特殊优势当中的“战斗机”，拿出来单独讨论。

如果有这种特殊优势，但当时没有对这种优势进行估值或正确估值的，是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的。

我们要探究是不是该企业改制完以后，仍然被社会上误以为是国有企业，而给了他一些绿色通道效应和信赖效应。这个企业改制完以后，是不是仍然还带着原有国有企业带给他的产业地位，特殊的政治关怀，这些将会非常不公正的影响市场。

这些特殊资本并没有获取对价，以及该企业在改制完以后，是否仍然能够更早期接触到政府规划，甚至更深刻地接触到政府的变革意图，能够早于社会获得很多先机，进而继拥有了灵活的机制，又拥有了红帽子优势，尤其是那些从事金融、地产、医疗、重化工业、高科技、军工装备，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重大产业布局的企业，往往在改制完以后，仍然是朝中有人，规划口有人，政策口有人，金融口有人，这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

这个国有资产中，有大量的不属于将其社会化的一些功能部门或业务，将其社会化，同时并没有解决相应的对价问题，这才是格外关键的。因此，当有人说TCL和格力的改制时，我们认为这类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我们探讨的那些问题要少得多得多。

在他们的改制中，只要过程公允、科学，我们就不能认为他们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我们要警惕一种思维，只要国有资产交易完以后，较快速地升值了，就一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那也许是人家的生产力释放了呢，不能把国有资产流失与否，与该企业的发展质量挂钩，这是扣帽子去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一说国有资产流失，就立即好像要全社会颠覆了。我们就是要深刻的问国有资产的当年交易过程中，那些交易完了以后，仍然能够大量为该企业获取产业利益、市场利益、政策利益、地位利益的那些相应的优势，是不是得到对价的？甚至有些企业是不能被改制和社会化的，是不是？在审批上这个点没把握。

我们还要讨论一下原罪与交易体系的不完善，这个问题讨论要惹人，但是我们还得说一嘴。历史上，我们对于很多国有资产的交易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无论这些事的背后有些什么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讨论原罪问题，讨论豁免问题，讨论哪一类的企业当初的改制有无瑕疵问题，永远是一个很热的话题。

当前这个问题再次因偶然事件被翻出来，但这个事件背后更大的社会思潮，是全社会在关注共同富裕，热议共同富裕。而在这件事情下面，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甚至社会怀疑这些人富得并没有充分的合法性，这些事件被盯上就是一个社会必然。

当初的很多村办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慢慢成为私营企业，若干资产形成说不清的企业慢慢成为创始人持大股的私营企业，甚至有很多公司合营企业在后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私人企业。

在这些背后，整个社会探究的是哪些交易有原罪，原罪是不是可以被豁免？或者用哪一种方式豁免，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解决。

首先，我想我们至少应该有一个基础点，交易过程只要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过程，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改制及其后续资产的确认就是合理合法的。

其次，我们要问这个资产交易过程中，未被评估的、未被充分重视和计量的、一些影响着企业重大发展的、造成日后它在市场上被与别的民营企业相比能带来巨大发展优势的不公平因素，是不是把它去除掉或者给对价了。

第三，这种不公平因素，特殊产业地位，独特的用户信赖，独有的市场优势，独有的信赖与地位，独有的行业平台，独有的产业优势，对社会形成类行业代言人，国有平台等错位印象的错位，地位的这类的资产地位优势等资本的被漠视，未能评估其，价值是有意的还是故意的，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当时的社会思维还看不到这类资本的价值，还是看得到，但是被蒙混过关了？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分水岭。

当然，到底是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严格影响这种追溯方法的可行性。时间过去这么久，社会发展进步这么多，如果精确地去定义每一场交易，显然这已经做不到了。

现在看来，就是对于典型事件、典型企业、特殊企业，以及影响力极大、争议极大、带来巨大的社会负能量、混乱思维发展、传播出错误的价值观的个案，进行追溯。

如何判断国有资产流失与否？我想大体上就是刚才这样一个标准，而且最后我们还得算一个账。

现在社会上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口子太紧了，开始算这个账的大量的企业家就会移民，就会令社会财富流失，会引发资本家的不安全感，所以这个账不能算。

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这些有资本原罪的资本家及其企业只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只要最后带动了社会发展，之前的问题就与他的贡献之间功过两抵了。

当然还有人认为主要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国被卡脖子、事关中国国际地位的一些重要领域里面，重塑正气，传导正确的价值观，塑造产业信仰等立场上来判断这个问题。

因为涉及的面很多，最终可能这个问题最终也就争论一下就这么过了。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关于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不大可能上升到整体，充其量是一些个案。

国有资产流失带给中国的伤害在可控范围里面，但是流失以后所造就的错误的社会思潮，这个风险还在继续发生。所以一旦有认定的话，个案纠正显然是有可能的。

四、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国有资本之路

首先，西方国家有国有资本吗？当然是有，事实上西方国家把政府公司化了，政府领袖化了以后，形成了把国家的各种公权力、公共产品、国家优势，更深刻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国家发展、国家竞争力打造的运作。同时，我们说过了资本的十个特性，使得资本反过来往往渗透到上层建筑，所以西方国家有国有资本，但是其国有资本事实上是被资本同化后的国有资本，其实和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动用了国家层面的优势和权力，它的端位高、能级大，但是追求视野格局和统筹兼顾是不足的。

其次，如何看待中美之争？中美之争，广义地看，是国家方法论之争；狭义的看，是社会资本，是整个国家综合资本作用的竞争。美国的优势在于它的国际治理体系有重大优势，但是如果想劣势，那就是美国它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板结化、阶层不流动、种族矛盾、经济危机周期化和军事工业集团深度控制国家金融体系，虚拟经济高泡沫化运作。

目前，美国仅凭国家的军事及综合竞争能力，能够在遏制、统治全球的前提之下能够完成运作。但这个体系因内部外部问题缺陷越来越大，能不能持续？我想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盘账。

在共同富裕这个大背景下，国有资本的理论引领体系搭建、路径布局、结构构筑至为关键，尤其是国有资本，国有与社会资本融合体系，和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结构的构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最后在分配体系上的表达上，如何通过社会分工形成更有价值的一次分配，通过更有统筹性的二次三次分配形成财富的广泛高渗透性分配。但是更核心的是如何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以资本市场为抓手、为平台、为操作枢纽，从而构筑一个广泛、长远、深入、制度化的分配机制，是共富要直面的大事。

在这方面国有资本到底有何作为？就是要从股市、趋势、汇市、债市、楼市、票市、游市、艺术品市场、数字资产市场，多样化的新兴资产市场，多个层次来广泛分配财富。杭州等地已然开始将房产中介国有平台化上海等地探索将房产中介价格设上限。

这些微小的动作的背后，事实上标志着国有资本在引领社会财富分配，制止恶性资本炒作社会价值和炒作社会价格，引领供需撮合，去除人为的价格与价值哄抬，促进将各种各样的潜在优势、政策、规划、公共产品与服务背后的国有资本进行转化与表达，促进社会治理与运作出现更多的资源，促进资源转化为资产，促进各种各样的非标资产转化为标准化资产，进一步促进资产的证券化，由此完成市场经济最前面一千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建设，并围绕共富，促进社会焦虑和信息不对称的消除与弥平。

所以，在价格去泡沫化方面，国有资本可以走的路还非常远，非常长。包括以房养老，包括房产税大背景下的多套房向社会释放。

这个过程中，国有资本同样还要探讨如何从股市上用长线和更大体量的交易获利，来促进社会社会财富分配，当然同时也是把占A股三分之一的央国企上市公司的价值合理的修正出其合理的价值，从而更重要的是由此推动人民群众在分享改革红利的背景下，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取合理的资产性收益，这种路径缔造的中层阶级质量更高，消费能力更强大，可以对单纯因房致富型的原有中产阶级结构进行合理的调和与修正，这种高反脆弱性中产阶级将是共同富裕大格局的中坚力量和强大的社会修复力基础，当然这个背后还牵扯着更广泛的金融体系改革等话题，笔者在探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的专文中做了探讨。

结语：国有资本经营和管理的未来

国有资本和有关于国有资本如何作用于国家社会、作用于发展、作用于国家竞争的探讨，不应该冷下去。

当下的很多青年人只知社会资本，只知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基金和企业，不知有国有资本，不能从资本角度解释中国的成功。即使是大量的考公务员的同学，充其量是从政治高度上认识了中国的优越性，但是并没有从经济规律上认识中国制度的优势。所以，国有资本的认知还应深入讨论。

大量的国资系统的工作人员，更应认真地研究国有资本理论，它也从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说明了国资委为什么要向上对接政府、发改委、财政、国土、自然资源等多个厅局委办。为什么国资委管资本了以后，一下子和政府之间又张开如此宽广的对接之手，同时国资委又要对外设立资本运营部等部门，对社会形成庞大的合作界面，以及国资委为什么要通过两类公司、产业集团去引领区域的国资布局，这些是为什么？

当然，这也从某种角度上给各地的主官们提一个醒，既要研究区域发展理论，更要提出区域国有资本创新与打造理论，要在更深刻的维度上驱动本地特有的国有资本创新。如果实在创新不了，也要驱动资本的集结，在某些角度上，在某些方向上，在某些层次上，高密度结构的国有资本的集结，通过不均衡的结构缔造本地发展的新势能。

既要广泛学习、消化、吸收，又要独创；既要“以正合”，又要在特殊的地方“以奇胜”。这也许是各地主官们，国资系统，财政系统负责人们，围绕着国有资本要打开的一个新篇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