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彩咨询 白万纲

前言：开放型产业联盟，构筑大国竞争下的“新型产业组织长城”

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刻调整、阵营化趋势凸显的今天，国家间的竞争已超越单一技术或产品的比拼，演变为产业链完整性、生态开放性与组织先进性的系统性对抗。传统的“大而全”企业模式或零散的市场竞争，在应对系统性封锁时已显乏力。历史的转折点与前沿的竞争实践共同指向同一条路径：构建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以开放平台为枢纽、深度融合全球要素的新型产业联盟。

产业协同与联盟的构想，在中国产业发展的脉络中早有回响，它们为今天应对更复杂的全球竞争提供了宝贵的思维原型。

1、历军的“生态突围”论：面对AI算力领域企业“大而全”却“精而强”不足、同质化内卷严重的困境，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主任历军明确指出，必须拒绝内卷，走向分工协作。他领导的光合组织，正是通过建立统一接口标准与协作机制，让芯片、软件、集成等不同环节的企业聚焦特长，形成差异化竞争体系，目标是构筑一个从芯片到应用的自主可控算力产业闭环。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联盟，更是一次对产业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其核心是通过开放生态，将内部竞争转化为整体竞争力。

2、台湾学者的“体系对抗”警示：有台湾学者尖锐指出，中国芯片产业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光刻机这一“单点技术”。全球最先进的芯片产业链已围绕美国形成了紧密的生态联盟，涵盖设备、材料、设计软件等多个环节。这意味着突破封锁不能仅靠攻克单一设备，而必须打造一个同样强大、甚至更具开放性和吸引力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这从外部压力角度印证了构建自主且开放产业链的极端重要性。

3、李荣融的“国家队”实践：早在2010年，为发展电动车产业，国务院国资委便推动16家央企组建了“中央企业电动车产业联盟”。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强调，联盟旨在整合资源、建立开放技术平台、统一技术标准、共享技术成果。这一“国家队”模式的初衷，正是为了改变分散研发、重复建设的局面，形成攻关合力。它是一次以行政力量整合国内优势资源、构建产业协同体系的早期试验。

这些观点或者呐喊，是从市场生态构建、全球体系竞争和国内资源整合的不同维度，揭示了在高端、复杂产业领域，孤军奋战的局限性以及组织化、联盟化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抛出时代之问：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科技竞争中，中国应如何升级产业组织形态，才能有效汇聚并放大自身优势，突破封锁，赢得话语权？

纵观全球，成熟的产业联盟根据其组织紧密程度和战略目标，大致可分为四种范式，它们像四面镜子，映照出不同产业组织模式的优劣。

1、标准与网络型联盟（如维萨Visa）

核心逻辑：建立通用规则与基础设施，降低所有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实现网络价值的指数级增长。

运作分析：Visa本身不发行信用卡，也不向消费者提供贷款，而是构建了一个连接全球超过2.1万家金融机构的支付网络。它通过制定统一的交易处理、清算和安全标准，使得任意一张Visa卡能在全球数千万商户处使用。这种模式的成功在于它打造了一个 “公地”，所有成员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公平竞争、共享网络效应。

对中国启示：在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领域，中国亟需打造自己的“Visa网络”。即建立由国内主导的开放性技术标准与架构（如历军推动的AI计算开放架构），吸引国内外企业在其上开发、适配产品，从而将技术路线转化为生态优势。

2、资源与价格协调型联盟（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核心逻辑：通过控制关键资源供给，调节市场价格，维护生产者利益，并将资源影响力转化为地缘政治筹码。

运作分析：OPEC及后来的OPEC+，通过协同产量政策来影响全球油价。其权力基础在于对全球近90%已探明原油储量的控制。然而，这种联盟内部始终存在个体增产冲动与集体限产要求的矛盾，且长期面临新能源替代的外部挑战。

对中国启示：在关键矿产资源（如锂、钴、稀土）领域，中国可以借鉴其协调逻辑，但应更注重构建“资源-技术-市场”的深度绑定联盟。例如，通过与资源国联合投资加工产能、共建技术标准（如电池护照）、签订长期供应链协议等方式，将市场购买力转化为稳定的供应链控制力和价值链影响力，避免陷入单纯的价格博弈。

3、市场与服务集成型联盟（如星空联盟、天合联盟）

核心逻辑：通过无缝连接成员的核心资产（航线网络、客户群），为客户提供远超单一公司的便捷服务，以此抗衡巨头竞争。

运作分析：航空联盟通过代码共享、值机互通、里程互认等方式，使旅客通过一次购票即可串联起多家航空公司的全球航线。其本质是网络与服务的“拼图”，在不涉及深度股权整合的情况下，迅速做大整体蛋糕。

对中国启示：适用于需要复杂系统集成和全球市场开拓的高端装备、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中国企业可以组建“中国高端制造服务联盟”，统一对外接口和服务标准，将各自的设备、解决方案、售后服务能力“打包”，为海外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系统交钥匙”工程，从而从产品供应商升级为体系解决方案提供商。

4、供应链与价值观捆绑型联盟（如澳加印关键矿产三边协议）

核心逻辑：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以地缘政治和价值观认同为纽带，重组核心供应链，旨在将竞争对手排除在体系之外。

运作分析：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三国签署关键矿产协议，旨在构建一条绕开中国的、从资源到加工再到市场的“去风险”供应链。其特点是政治驱动优先于短期经济效率，通过政府补贴、标准壁垒（如ESG标准）和长期承购协议来强行培育新产业链。

对中国启示：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直接挑战模式。应对之策在于“反向构建”与“开放破局”。一方面，可在“一带一路”或金砖国家框架内，构建以中国技术、市场和资本为核心的战略资源-产业协同网络。另一方面，必须以更高的开放度，打造比“价值观联盟”更具技术竞争力和经济吸引力的产业生态，吸引中间派国家“用脚投票”。

通过对比这四种范式，我们可以提炼出构建新型产业联盟的核心原则：

从“控制产品”到“运营平台”：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制定规则、搭建平台、连接资源，而非直接生产所有产品。

从“零和博弈”到“正和生态”：设计互利共赢的机制，让每个参与者都能在生态中找到专属价值，共享增长红利。

从“行政捏合”到“战略协同”：联盟需基于清晰、共同的战略目标（如突破技术封锁），并辅以市场化的利益纽带，而非简单的行政命令组合。

从“封闭堡垒”到“开放枢纽”：在确保核心自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向全球优质要素开放，成为国际产业网络中不可替代的节点。

基于以上历史镜鉴与原则，我们可以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组织变革，描绘一幅更具象、更系统的蓝图。

这个框架旨在系统回应你在全球科技高度不确定、阵营化竞争背景下的核心关切。其核心结论是：中国要提升全球话语权，必须完成一次从“链条思维”到“生态思维”、从“技术追赶”到“范式创造”、从“单一投入”到“系统赋能”的深刻转变。以下是全新框架的具体内容：

第一部分：核心战略与组织重构（层次1-3）

这构成了整个体系的战略认知与组织基础。

第一层次：顶层竞争范式

• 战略定位：从争夺市场份额转向定义未来范式和治理规则。

• 核心矛盾：旧的全球化技术扩散体系与新的阵营化技术安全体系之间的冲突。

• 关键行动：主导或深度参与如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下一代互联网协议、太空资源利用规则等前沿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

• 制度保障：建立跨部委的“未来技术规则预判与响应”机制，强化国家标准化机构与前沿科技企业的联动。

• 评价标准：在关键国际标准组织中的核心标准提案与主导工作组数量，以及我国技术路线被国际重大产业联盟采纳的情况。
  

第一维度：全球科创要素的“超限嫁接”平台：

第二层次：产业组织模式

• 战略定位：从依赖龙头企业和行政命令，转向构建“战略平台”协调下的开放式创新网络。

• 核心矛盾：“大而全”的企业个体理性与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提升之间的冲突。

• 关键行动：培育类似“光合组织”的非营利性产业协调平台，其核心职能是定义接口标准、组织系统级攻关、共建中试平台和共享专利池。

• 制度保障：出台针对产业创新联合体的特别法案，在反垄断、政府采购、数据共享方面给予明确支持与豁免指引。

• 评价标准：平台连接和协调的跨领域核心企业数量、通过平台降低的协同研发成本、以及催生的重大系统级创新成果。
  

第二维度：产业与场景的“多维纠缠”融合

• 第三层次：研发生态多样性

• 战略定位：从关注单一技术突破，到培育多层次、多路径、高耐受的“热带雨林”式研发生态。
  

• 核心矛盾：科研资源向“短平快”和“共识性”路线集中，与颠覆性创新需要“非共识”探索之间的矛盾。
  

• 关键行动：

1. 主体多样：并行支持大型国家实验室、顶尖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顶尖企业研究院乃至小型精英化研究团队。

2. 路径宽容：对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合成生物学等不同技术路线进行“耐心资本”的均衡布局，允许健康的路线竞争。

3. 节点强化：大力培育技术经理人和概念验证中心，填补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死亡之谷”。

• 制度保障：设立 “非共识”创新基金，采用“里程碑拨款”和“同行盲审”机制；改革科研评价，大幅提升对探索失败经历的宽容度与价值认可。

• 评价标准：生态中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研发主体的活力指数、每年产生的具有潜力的“非共识”项目数量、以及从基础发现到概念验证的平均周期。

第二部分：创新动力与金融赋能（层次4-6）

这构成了整个体系的动力引擎与燃料供给。

第四层次：基础研究策源

• 战略定位：从“补齐短板”的应用导向研究，转向旨在提出新问题、开创新范式的源头引领性研究。

• 核心矛盾：国家战略的长期性与科研评价、人才晋升的短期性之间的矛盾。

• 关键行动：
  1. 推进“AI for Science”：将人工智能不仅作为研究对象，更作为赋能所有基础学科的新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布局（如复旦CFFF平台）。
  2. 实施“大问题”驱动计划：每年由科学共同体提出若干“前沿探索之问”，面向全球团队招标，给予 “10年不问结果”的超级稳定支持。

• 制度保障：在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通设立 “基础研究长聘教职”，完全剥离项目申请和短期考核压力。

• 评价标准：提出并引领全球研究方向的原创性科学问题数量、在顶级期刊发表的提出全新理论或发现全新现象的论文比例。

第五层次：金融促进体系

• 战略定位：金融从“锦上添花”的被动投资者，转变为 “雪中送炭”的主动发现者和风险共担者。
  

• 核心矛盾：高科技研发的高风险、长周期与金融资本追求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天然矛盾。
  

• 关键行动：

• 1. 发展“耐心资本”：大幅扩大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规模，并明确其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的比例下限（如70%）。
  

• 2. 创新金融工具：试点和推广 “研发保险”、知识产权证券化、以及针对特定技术路线（如光刻机）的 “超级风险债券”。
  

• 3. 打通退出通道：深化科创板改革，设立更早期的 “未来技术板”，允许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前沿科技企业上市。

• 制度保障：对投资早期硬科技的创投基金，给予 “本金损失风险补偿”和更优厚的税收递延激励。
  

• 评价标准：早期硬科技投资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例、从实验室成果到获得首轮市场化风险投资的平均时间。

第六层次：大科学计划引领

• 战略定位：大科学装置从“服务于科研”的工具，升级为汇聚全球智力、牵引产业跃迁、定义科学前沿的“战略性枢纽”。
  

• 核心矛盾：大科学装置极高的公共属性与有限的产业溢出效率之间的矛盾。
  

• 关键行动：

• 1. 设计“产业友好型”大科学计划：在规划如新一代粒子对撞机、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深海地球模拟器时，同步设立“产业转化加速器”，将工程建设中催生的超精密加工、极低温控制等尖端技术进行模块化和产品化开发。
  

• 2. 实施“首席产业官”制度：为每个大科学装置配备专职团队，负责技术溢出的挖掘与转化。

• 制度保障：建立大科学工程知识产权共有和收益共享的法定框架，明确国家、机构、团队和企业的权责利。

• 评价标准：每个大科学装置年度衍生出的初创企业数量和技术许可合同金额、装置关键子系统由国内产业界供应和迭代的比例。

第三部分：转化应用与全球布局（层次7-10）

这构成了整个体系的价值实现与全球影响。

第七层次：成果转化机制

• 战略定位：从线性的“技术转让”模式，跃迁至 “产权激励+风险共担”的深度融合创业模式。
  

• 核心矛盾：职务科技成果的“国有资产”属性与快速市场化所需的灵活决策之间的矛盾。
  

• 关键行动：在全国范围系统性推广 “深圳大学模式”，即 “前置产权激励”（100%赋权科研人员）和 “后端利益共享”（学校通过合同约定收益）。
  

• 制度保障：由国家层面出台统一政策，明确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发明人的法律路径和免责条款，彻底解决管理人员的后顾之忧。
  

• 评价标准：全国高校院所以“作价入股”方式新创办的硬科技企业数量、科研人员（团队）通过成果转化获得的股权激励总价值。

第八层次：供应链韧性网络

• 战略定位：从追求地理集中的“自主可控”供应链，转向构建 “开放、多元、智能、可重构”的全球韧性网络。
  

• 核心矛盾：供应链的效率、成本与安全、弹性之间的多维目标冲突。
  

• 关键行动：
  1. 绘制“技术依赖地图”：动态识别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来源与替代路径。
  2. 培育“备份”力量：在关键环节（如半导体材料、特种气体）有意识地扶持2-3家国内“备份”供应商，即使其当前成本不具优势。3. 推动“架构创新”：通过Chiplet（芯粒）、开源指令集等系统级和架构级创新，降低对单一工艺或工具的依赖。

• 制度保障：建立 “供应链韧性安全审查”制度，将韧性指标纳入重大项目的评价体系。

• 评价标准：关键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全球可替代供应商数量、在极端假设下（如某方向技术完全断供）的产业链维持运转的时间预期。

第九层次：全球话语权构建

• 战略定位：从技术应用大国向未来科技思想与解决方案的全球主要策源地转型。
  

• 核心矛盾：我国快速增长的科技产出与相对滞后的国际话语体系影响力之间的矛盾。
  

• 关键行动：

• 1. 贡献“中国路径”：系统总结并推广如 “低资源消耗的大模型训练方法”、“数字碳中和”等具有全球普适性的技术-经济范式。
  

• 2. 主导“全球议题”：主动设置关于 “人工智能与就业伦理”、“星际开发治理”等人类共同未来的议题，并主办高级别全球会议。
  

• 3. 建设“知识开源平台”：打造类似arXiv的全球性中文科学论文预发布平台，并鼓励我国主导的重大项目逐步开放科研数据。

• 制度保障：设立 “国家科技外交官”专项计划，派驻顶尖科学家到重要国际科技组织任职；设立国家级 “科技传播奖”。

• 评价标准：我国科学家在国际顶级科技组织中担任主席、理事等重要职务的比例、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期刊引用和讨论“中国方案”的频次。

第十层次：人才与文化体系

• 战略定位：人才评价从“论文、帽子、职称”的单一维度，转向 “激发内在好奇心与创造力”的多元滋养体系。

• 核心矛盾：“计划经济式”的人才计划与创新活动固有的不确定性、个性化之间的矛盾。
  

• 关键行动：

• 1. 实施“人才特区”政策：在特定机构（如西湖大学、深圳湾实验室）实行 “科学家自治”，赋予其在招聘、薪酬、评价上的完全自主权。
  

• 2. 推广“代表作”制度：彻底改革评价体系，以1-3项标志性成果（可能是论文、产品、标准，甚至是一次有价值的失败）代替数量堆砌。
  

• 3. 鼓励“跨界成长”：建立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投资人之间的常态化轮岗和交流机制。

• 制度保障：立法保障科研人员的 “学术休假年”制度；设立 “青年学者风险研究基金”，无需简历和过往成果，仅凭研究设想即可申请。

• 评价标准：科研人员对工作环境的自主性、满意度调查结果、吸引国际一流人才回国（来华）工作的净流入数量与质量。

这场产业组织革命的本质，是推动中国从“工业时代的追赶者”转变为“智能时代的生态构建者”。它不再追求在原有赛道上的更快更强，而是通过重新定义产业组织方式、创新要素配置模式和全球合作范式，创造全新的竞争维度。

成功的标志将不再是GDP总量或专利数量，而是：中国创新生态的全球吸引力、中国产业组织的范式输出能力、以及中国解决方案的未来定义权。这需要前所未有的制度勇气和战略耐心，但也是中国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国家竞争优势的唯一路径。

拆掉“大而全”的思维围墙，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利润，更是为了在大国竞争的“系统对系统”对抗中生存和胜出。历军倡导的分工协作、台湾学者警示的体系对抗、李荣融曾实践的联盟整合，以及维萨、OPEC、星空联盟和澳加印联盟展现的全球智慧，共同指向一个结论：

中国需要一场从“产业政策”到“生态战略”的深刻跃迁。未来的国家竞争力，不再仅仅体现为几个世界五百强企业，更体现为能否孕育出像维萨网络那样具有全球向心力的开放技术平台，能否组建起像星空联盟那样高效整合全球资源的服务网络，并能以比价值观联盟更开放的胸怀和更强大的技术包容性，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前来栖息、繁衍和共创。

这十大层次的战略构想，旨在推动中国产业完成一次“物种升级”——从依赖资源禀赋和规模效应的“哺乳动物”，进化为能够构建并主导复杂生态系统的“智慧森林”。这片森林的繁荣，不在于其中单棵树木的高度，而在于其物种的多样性、养分的循环效率和对外部环境的强大适应与塑造能力。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科技版图中，筑牢不可撼动的竞争力根基，真正赢得属于这个时代的话语权。

【全文完】